科技產業全球佈局該如此這般

行政院朱敬一政委在「歲末晚宴」演講全文

文：徐慶凱整理

大家好！今天是要探討科技產業布局該怎麼走。不久之前我曾以降龍十八掌做過一場演講，今天則是用比較有系統的方式跟各位探討一下科技產業的情況。很多朋友在業界和學術界接觸的比我多，所以我有講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指教。

什麼是Innovation-based 的創新？

去年十月份，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邀請美國SRI International 執行長 Dr. Curtis Carlson來台，並拜訪馬總統。他就跟總統提到，台灣現在處於從Efficiency-based改成Innovation-based的關鍵期。我們必須先去探討這兩個經濟模式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才能知道要做些什麼轉變。

首先，我們來看什麼是Innovation-based的科技產業政策。大致說來，我們會同意設計一個新的軟體是科技，也是創新；但如果創造的是一個行銷模式，那你會說他是創新，但不會說他是科技。這兩者有一個差別，創新很多是在business model的改變。如果你去問張忠謀他最自豪的是什麼，他會說business model的改變。大致說來Innovation-based是要尋找一個價值的改變，在這樣的經濟裡，產業的insight是最重要的。台灣以往的科技產業發展太多科技面，比較少business model的切面。但在Innovation-based的經濟，科技與insight同等重要。有時後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Innovation大概有一、兩個特性，這就要回到經濟理論的說法。

經濟理論的遞嬗

以前的經濟理論，大概在金融海嘯之前的主流派是芝加哥學派，他會說「尊重市場機能」，這六個字就代表經濟學家能夠給的意見。這也影響到產業政策，早年產業政策，假設你要針對那個產業去補助或提出政策，就會有學者跳出來說你管太多了，政府不懂那麼多，政府懂的沒有市場多，要由市場決定，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在芝加哥學派的影響之下，政府不太應該對特定產業做甚麼事情，不太有立場去發表想法去說那個產業有潛力，不太能有針對產業的政策。所以有人戲稱經濟學是鸚鵡學派，經濟學家永遠尊重市場機制。

為什麼尊重市場機能的理論能夠成立？大致說來，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類經濟活動都是diminishing return，用白話文講報酬遞減就是強者維持不了太久，因為他後來的報酬就會越來越低，真正有本事的人就會追上，在這樣的假設下，市場似讓強者出頭。

但在Innovation-based就不太一樣，因為Innovation有兩個特性，一個特性是learning by doing，尤其是科技產業，它去嘗試，它就會邊做邊學，越做越好之後，它跟後面第二名、第三名的差距就拉開來了。有可能其實第一名本質上沒有第二名厲害，不過因為它搶先去做，邊做邊學、越做越好之後，它就跟第二名、第三名越拉越遠。也許張忠謀沒有比第二名厲害，但是一開始他領先，領先之後賺的錢多，投入研發多，之後就拉開差距。第二年賺的錢更多，差距越來越多，十年之後，它就成為第一名，後面的再也追不上，這就是標準科技業的increasing return。

報酬遞增有一個科技政策的涵義就是，縱使一個國家或者一

個人、一個企業稍微差一點，只要先做先贏，持續保持領先，就有可能讓本質上比他厲害的對手一輩子都追不上。簡單的說，傳統的芝加哥學派是屬於一個靜態的比喻，不太會改變的假說，但在increasing return之下，誰有優勢、誰沒有優勢這件事情，它是會隨時間改變的，而且先行者就更容易佔有優勢。因此在創新導向經濟，我覺得產業政策也需要改變，它不太可能再等待市場機能，政府反而要去尋找那一個產業有優勢，然後想辦法去擴大、領先、創新，想辦法持續領先，這才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策略。每一個科技業的人大概都瞭解，高科技產業沒有第七名、第八名，只有前三名，了不起前五名，你想不出甚麼第七名、第八名，你要不就做到好，前三名、前五名，要不然就不要混，你要怎麼混到前三名，就是要趕快找到你的優勢，你的優勢在那裡？你不能等市場告訴你，你要用你的洞察力去找。

全球化的衝擊

前面已經說了台灣經濟理論的二大轉變。一是創新經濟，二是increasing return。現在要談第三個改變，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讓現在的情況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大家都知道最近二十年全球化有相當大的衝擊，原因當然很多：網際網路的普及、WTO和區域貿易組織使得貿易障礙去除、中國大陸的開放和柏林圍牆的倒塌使得市場連貫、運輸的便捷使得科技的實體運輸變快，這些都是全球化的背景，這些背景造成資本主義的版圖變大了。

全球化還有一些大家想不到的衝擊，最明顯就是跨國的分工、生產要素也可以跨國移動。以前很少聽說台灣的人才被挖角到香港、新加坡、韓國或中國大陸，現在是非常常見的。另外全球行銷，使得競爭對手變多，台灣軟體業者必須和北歐的軟體業者競爭。兩年前有一本書Robert B. Reich寫的，叫做Super Capitalism，讀完你就會發現全球化有一些大家想像不到的衝擊，使得我們的產業政策不得不做調整。

在全球化前，大致來說在國內，像美國，三權分立制衡造就一個滿健全的市場，所以如果有一些勞工問題、環保問題，國內的體系能夠把它導正、糾正。但全球化後，這個機制被破壞，以前很多的社會問題可以自我調整，現在不能。但我們舉個例子，第一個是tax competition，台灣過去幾乎一直降稅，第一個理由大概就是因為新加坡和韓國的稅制競爭。人才也是，以前不厲害的大學教授大概十萬，厲害的大概十五萬；現在厲害的是五十萬，不厲害的教授還是十萬，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台大教授收到香港科技大學的邀約，他就會找台大的校長說：「我有人家的聘書，你要怎麼辦?」校長沒辦法，只好給他五十萬，現在厲害不厲害差別非常大。在一九九五年，美國的製造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會，但到了二零零六年只有百分之八，工會的力量已經式微。以前有勞工運動，現在不太可能有勞工運動。以前資本家多鴨霸都要收斂，現在你多囂張都可以，這種情況是以前不太容易發生的。全球化的衝擊也有南北化的差距，大致來講，南台灣對全球化的警訊比較大，北台灣對全球化比較接受，久而久之北台灣和南台灣產業的結構就不一樣，

全球化造成貧富差距惡化。

如何因應全球化？

面對這個「全球化」，根據聖嚴的說法，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是聖嚴的說法。但是無論如何你需要面對它是一定的，但是我們好像也不太能夠接受完全融入全球化，完全不去考慮在地的力量。我們看到貧富不均，我們會不開心。富人減稅，社福支出不足，你也不忍心。中產階級消失，社會兩極化現象，你也不舒服。區域發展失衡，南北對立，你也不舒服。所以大家都需要去調整，就勞工問題來說，你看清楚全球化，你才能真正瞭解勞工的問題，你不能夠去回顧狹義的勞工權益，結果忽略了全球化，勞工權益也顧不了。希望大家能夠看到前面，更何況如果你只看全球化，有一些國家，你也打不過它。比如說拼降稅，跟新加坡比，你一定降不過新加坡。有很多問題因為國情不同，面對的問題也不同。有製造業和沒有製造業差別很大，有製造業它就比較容易有勞工問題，製造業勞工問題比較多。製造業又會有環保問題、運輸問題，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台灣製造業比重比新加坡高很多，所以台灣各方面的公共支出就比新加坡多很多，你要跟它拼降稅是拼不過的。新加坡也沒有國防支出，所以我們拼降稅是降不過它們。更何況新加坡沒有我們民主，所以我們要推很多事情很困難，新加坡推很多事情就沒那麼困難。有一個笑話，同樣的一個問題你去問三個國家的人，問題是：「What is your personal opinion about world food shortage?」你去問美國人，他會問你說甚麼是 shortage?你去問衣索比亞人，他會問你說甚麼是food?你拿這個問題去問新加坡人，他會問你甚麼是personal opinion?

台北的第一條捷運從通過法案到通車是二十年，上海的第一條捷運從通過法案到通車是兩年。所以有一些事情我們拼不過別人，所以在全球化的情況之下，你要瞭解到有一些事情是台灣拼不過人家的。那怎麼辦呢?有一些事情，既然拼不過，我們就不要執著。以前面對全球化，很多人就說降稅就好，要給產業土地方便，他要用水你就給他水、他要用電你就給他電，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要從產業面去切，每一個產業有不同的優勢。全球化的競逐不只是在土地、稅負、便利等形式面，它有很多實質的產業利益，那個利益你要「在地」去發掘他，然後儘快的去放大它。有了這個產業優勢，你才有競逐的本錢，而不是不分產業去拼甚麼稅或水電。

雁行理論的改變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進入第四個改變，創新經濟、increasing return與全球化打破了「雁行理論」，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說，亞洲是一隻雁，日本是雁頭，亞洲四小龍是雁身，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是雁尾巴。雁頭做一些研發創新；雁身做一些技術改進；雁尾就在做生產。我不覺得這一個說法完全是對的，因為現在每一個產業有不同的優勢，所以現在的理論和以前不一樣，以前在雁行理論之下，台灣的產業發展模式都好像在追尋那個理論。大家再仔細想想，我們在一九八零年代李國鼎時代的產業政策，好像是在引進技術，我們去RCA學東西、去學習半導體的技術。一九九四年李遠哲回來後，他引進很多人才，翁啟惠、陳垣崇、賴明昭、許明珠、馬海怡…等等的人，他那個時代的產業政策好像是要建立一個旗艦公司。大家都一起擠到台積電，我們怎樣能夠創造第二個台積電。所以早年我們是在引進技術，後來我們是要建立一個旗艦公司，但是有很多產業都已經不是這樣。

新的產業競爭邏輯

我認為每一個不同的產業都須有不同的布局和步調，有不同的全球化速度，有一些產業是註定不能國際化，像是農業就無法國際化，還有一些服務業是註定不太國際化。但是有一些東西是非國際化不可，像是生技、ICT，台灣2010年生產兩億多台電腦，兩億多台電腦如果沒有國際化，全部台灣人每一戶要買40台。我們的ICT產業如果沒有國際化一定會被壓垮。所以新的產業布局，要有不同的邏輯，那個邏輯大概分幾個部分去說，有一些產業，像是生技產業，他不太有旗艦公司的概念，因為旗艦公司大概就是很多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那你怎麼會讓一個風險很高的投資這樣做？我們想出的作法是全面布局，就是所謂的「強化第二棒」，由政府帶頭打群架。因為他高風險、高報酬，所以你要去打群架，生技產業的特質大概就是要做到如此，及早承認失敗是研發成功的關鍵。

我們的資通訊、雲端、IOT等等，這些產業則需要test-run，都需要試驗場，他有許多business model是需要跟社會文化互動，沒有互動你根本搞不清楚、摸不清楚，你要test-run幹嘛？你事後看來，你希望這個國家趕快掌握Increasing Return，誰先test-run完成，他就可以早點掌握市場先機，開始享受Increasing Return，把第二名越甩越遠。

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快找到自己產業的優勢，找到這些優勢之後，你要去做必要的magnification 與leverage，趕快把那個優勢發揮出來，迅速形成領先，然後切入國際。你要怎麼樣趕快做到這點呢？你要把所有的stake holders全部拉進來幫你做這些事情，你不要老是政府去做，想著政府會去補貼、降稅、資金、低利等等，只要把所有的stake holders抓進來做。譬如：地方政府。他的規模是非常能夠提供一些test-run的場地。

例一：林百里做衛生署長？

我建議林百里去做衛生署署長，這當然是開玩笑的，林百里做衛生署署長的概念是這樣的，我們在ICT上面有非常多的領先，我們在雲端上面也有很多的領先。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醫療方面有非常好的機制，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單一保險。台灣在單一保險制度之下，兩千三百萬人的資料全在一個資料庫裡面，而且已經推動十六年了。甚麼樣的資料呢？就是所謂的病歷、出院紀錄、檢體、X光片等等，均是標準化的資料。假設你要發展醫療雲，這些標準資料，將來一定會用到的。我們在ICT有非常大的優勢，接下來是想想看如何透過資料庫的爬梳，去優化這些資料，建立商業模式擴大應用到全球。譬如：它可以做遠距醫療、藥物影響的追蹤等。

例二：兩岸生技要如何分工？

第二個例子是生技方面，全世界與亞太主要國家大概有兩百八十個FTA，ECFA只是其中之一。FTA可以促成很多分工，每一個國家都希望FTA不要造成別人「過水」。比如說北美的NAFTA是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美國一定會要求由墨西哥進口到美國的東西必須要符合自製率，否則你就會利用墨西哥過水。自製率或是在墨西哥加工這件事情，在生技產業來講其實就是上下游的分工。可是生技產業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太希望你分工，比較少聽到一個藥，臨床一期是在馬來西亞做，臨床二期是在美國做的，沒有這種事情，因為馬來西亞和美國是不同的人種，他是不會無條件容許你這樣兩地做實驗。但只有台灣和中國大陸可以，因為人種一樣，所以生技產業的分工在全世界的FTA都不適用，唯一能夠跨FTA分工的，只有ECFA，這是十分少見的。你要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去創造這個優勢，這就是要做的事情。比較可能的做法就是台灣做clinical trial phase I，中國大陸做clinical trial phase II、III，國際藥廠是十分希望由台灣來做第一期，台灣可以在這方面跟國際接軌是非常好的。中國大陸的clinical trial phase可信度至少沒有台灣好，而且差距蠻大的。這就是一個機會，問題就是你要抓住這個機會，擴大他、放大他。

例三：有線電視數位化怎麼推？

最後一個例子─數位電視。大家都知道數位電視是數位匯流環節的一個，沒有數位電視的普及，很多軟體、晶片等等產業都起不來。碰到這個問題，你要怎麼想辦法去趕快促成數位電視的普及呢？目前傳統的做法就是三招：補助、補助、補助。我不認為這樣很好，我們剛剛講說有一些事情你要找到所有的stake holders、找到helper。就數位電視來講，地方政府就是最好的helper，地方政府擁有兩個大的權力，第一個權力叫做有線電視費率的檢查權，第二個權力更大，叫做剪線權。我就不相信台灣有一家有線電視業者他的線是通通合乎各種法規的。那你要如何讓地方政府願意去配合你去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你可以用一些誘因，「地方新增機上盒」營業稅全部歸地方，或者「有線電視廣電基金」去劃一部分的錢給地方。總而言之，你要讓地方政府首長去拼命幫你推有線電視。他如果真的用心幫你推，你也給他足夠的資源，他其實只要道德勸說就好，有線電視業者絕對會聽地方政首長的道德勸說。

結論

下面做一些結論，由剛剛所講的三個例子，如果仔細去看，他們都有共通點。他們是基於在地的優勢，然後你要想辦法把這些優勢，將此優勢leverage、magnify、elaborate、ensure，然後去promote它。在佈局時候，你要深入思考這些優勢所衍生的利益，是不是給了全國人民，而不是只給少數人享受到。這些東西才是正確的全球化因應策略，而不是全面地「新加坡化」。

三十年前，李國鼎時代，整個環境那時候沒有對手，中國大陸還不知道在幹嘛，韓國還不民主，但是現在，它們都厲害的不得了。在以前，你只要做對，你就會成功；現在你要做對你還要做快，你只要做慢了，你不會成功，因為increasing return。聖嚴說我們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我覺得科技產業並不是如此，科技產業你要發現它、擴大它、槓桿它、享受它，如果有它國競爭，你要想辦法幹掉它。￭

問題解答

問：研發成果，產業化、商品化最大的關鍵在那裡？心態跟法令如何把它做好。

答：我是覺得兩個層面都有，一個是在心態面，一個是在法令面。當然心態面是需要不怕別人覺得你怪怪的。在法規面當然也有一些，像最近出現的科技基本法，舉一個例子，原來的科技基本法說科技創造出來的智慧財產權可以一部分歸國家、一部分歸台大、一部分歸教授。可是當台大要去處分這個智慧財產的時候，這就麻煩了，因為台大還是公家的，所以它還是要受國有財產法的限制，所以台大要處分一個國外的智慧財產權，要行文外交部。你不能想像台大行文外交部，外交部經過核准回來就六個月，六個月算少，多則一年，一年以後股票不知道變怎樣了。經過那個部會主管複雜得不得了，我們的智慧財產權規定原來是說要台大善盡維護保管那個智慧財產權。但你有些智慧財產就是沒有價值不許繼續去保養，它不想再去繳那個保證金，這個按照國有財產法，你就是失職。所以這些統統是智慧財產權處分的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就必須一個一個去破除，科技基本法只是個例子，如果有其他漏洞，各位跟我們講，我們會儘量想辦法去改變它。

問：怎麼把農民政策轉變成產業政策？

答：農業我就舉一個例子，其實我對蘭花算是非常熟的。歐洲的蘭花有三分之一是進口自台灣，有三分之二是以前進口自台灣。為什麼是以前？因為荷蘭人後來就複製那個基因，一次的複製就是幾百萬株，後來就不需要進口了。其實台灣大可以用智財權保護自己，只是我們這些小農，不太習慣去玩弄一些法律，沒有概念，也不覺得值得花幾十萬去申請一個智財權。以前我們被偷得最多的時候就是台灣蘭展。每一年的台灣蘭展，我們在那邊展出之外，還會展出它的瓶苗。那時候外國人來，假設一株蘭花一萬、兩萬，它用二十萬、三十萬跟你買，農民就已經嚇壞了，就覺得是天價，就賣給外國人了。他們完全沒有一個概念，也沒有人教育他們說那個瓶苗值兩億，不是二十萬。所以這些東西有蠻多例子的。

問：剛剛朱政委提到服務業比較是在地化，事實上不見得。我們製造藥品大概兩千三百億，但我們的醫療服務是八千六百億，所以我們其實是造雲產業，在這一塊，我們的服務方面，要怎麼去全球化?

答：我昨天有一個場合也剛好提到，地方政府如何幫忙把醫療這一塊擴大出來，台灣現在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比例是十點四幾，但這些老人門診的比利佔將近百分之三十，住院的比利佔百分之四十四。你可以想像他們用到多少醫療資源，但這些人其實有大部分的比例是不太需要看門診或住院的，是可以用遠距照顧就可以解決的，所以遠距照顧一定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中國大陸的一胎化是突然進行的，所以他們的老化是比我們快多少倍的，如果你用人口出生率來看的話，它是二零一五到二零二零，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例突然暴增，如果台灣有遠距醫療的需求，中國大陸絕對有遠距離醫療的需求。問題就是你如何把台灣利用我們的ICT、病歷、遠距照顧的優勢結合起來、發揮出來，我還是認為地方政府可以做許多事。地方政府首長才有能力去結合地區醫院、教學醫院、診所、救護車系統等等，一大堆的資源去嘗試一個Service Model，我認為這是可以做的，衛生署也知道它在這一塊用了太多醫療資源。那我們就建議衛生署去估算一下現在的醫療費用，和將來遠距離照顧之後的資金差距多少，那這一塊差距如果協調和地方政府共同使用，那我相信地方政府首長會十分樂意去嘗試這樣的一個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