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發展、終身學習
專訪開發科技董事長劉紹樑博士
文：朱麗芝
「歸隊」玉山協會'
劉紹樑博士對玉山科技協會的印象可追溯到1990年。當時為了玉山科技協會的成立，他邀請到財政部證管會副主委呂東英先生一起去，他也陪同特別跑了一趟矽谷。他也記得當時規劃成立大會的一位「領導」是一家叫Foxconn公司的負責人郭台銘，郭先生親自來接待他們，一轉眼廿幾年了，郭先生主持的鴻海今天已是世界舉足輕重的電子代工廠，郭台銘本人也成為台灣的首富。
日前，劉紹樑「歸隊」。他於5月16日參加了台灣玉山的「玉山小聚」，聆聽故宮古文物專家游國慶博士演講中國書法的流變。
現在是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資深副總經理、開發科技顧問公司董事長、中亞創業投資公司董事長、中瑞創業投資公司董事長的劉紹樑，正在協助國內投資界龍頭的開發金控團隊要投資扶持許多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公司，並透過這些個案要為台灣的新興產業尋找出路。
席間，講員游國慶博士問到書法可否做為文創的靈感來源？目前正注意台灣文創發展的劉紹樑董事長馬上回答，他去年看到一篇外電報導，提到印度中央銀行經過公開甄審，選用印度梵文字體的藝術設計概念，成為今日印度幣的symbol，當然中國古文字如甲骨文、金銘文也能為今日文創產業添加新意與威力！他的即席答覆展現了他的博學與反應。
生活中一定要有點XYZ
劉紹樑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這很令人好奇。他學法律出身，擔任過律師、官員、教授，現在又是金融業的主管，他的專業與工作職場都很嚴肅，他自己卻是一個多元發展的人。
他從小喜歡音樂，但是因為環境因素，是「自摸」玩樂器。出國留學回來台灣後，在嚴肅繁忙的法務生活外，他與幾位企業界老朋友於2005年組成業餘樂團Bossa Antigua，決定來做爵士樂，試玩新樂器，並在老朋友法藍瓷陳立恆總裁開的城市舞台藝文沙龍餐廳，每隔周的周日登台演出，時而吹薩克斯風、時而吹豎笛、時而吹口風琴，還兼彈鋼琴。這是年輕時的夢想，他和其他一樣是素人的團友很珍惜這樣的機會，認為「現在再不搞樂團，以後就搞不動了！」。
現在的他還「自學」做詞與做曲，2010年由法藍瓷所出版的首張音樂創作合輯「傳」，其中的一首新歌「作夢的孩子」，就是劉紹樑的作品，它用輕鬆的jazz waltz曲風，描述做夢的孩子小時的天真、成長後的迷失、與步入中年後的反璞歸真。
台北律師公會的「法潮」雜誌曾專訪過他。「我建議律師同道，一定要玩點”XYZ”」。他說他的XYZ就是樂器，「律師同道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XYZ，可以是高爾夫、可以是圍棋或任何其他有興趣的活動。」，這樣生活中可以既有自己的專業，又有可以放鬆自己的興趣。
幸運成長興趣多元
劉紹樑現在除了是開發金控旗下多家創投公司的董事長外，過去二十年來，他也是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兼任教授與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OECD暨世界銀行亞洲公司治理論壇在十多年前直接找上他做「永遠核心成員」。此外，他也是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金控業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監事。
在世人眼中看來，劉紹樑是個成功的人。但劉紹樑卻說他是幸運，是大環境所造就出來。他說他這一代是幸福的，父母經歷戰亂，從大陸逃難到台灣，小時候生活雖然稍為匱乏，家家燒著煤球，但均能夠一家溫飽，孩子平安健康唸書與成長，父母能長壽，這就是幸運與幸福了。
「我們有今天，一半以上的因素是我們有不錯的讀書的環境」，他說。譬如能唸到了大學畢業，出國留學，他在1985年回台，趕上台灣在那個年代的高度成長，他也因緣際會沾了環境的光能夠有今天。他說，今天在台灣其實大家都過的不錯，但在某方面，台灣人的期待更高，許多事自己沒做到，政府沒做到，就埋怨。台灣當然要改進，他多年來也建言不斷，但「其實台灣比起亞洲其他國家是綽綽有餘。」他說。
劉紹樑從小會音樂，但不太會寫文章（後來如何進步可見下文），興趣廣泛，書念的不是頂尖，也還可以，不知道自己未來想做什麼。他記得高中時參加建中樂隊，當時建中的樂隊與北一女的樂隊、儀隊，曾經出去郊遊。大專聯考下來，北一女那群均考上了台大等名校，建中樂隊那些臥虎藏龍的同學一大堆人沒考上大學。講起這事來很有趣，「但高中時能有這樣的經歷，認識一些不太會念書的同學，對一個男孩子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化的過程。」他說。
今天放眼看去，在各個領域，尤其是金融業，那些做的好的，會賺錢的，大部份當年不是會唸書或是會唸死書的人，那些會唸書的人今日多是在做研究、在實驗室裡，做教授、做法官。他說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校長Larry Summer也有同一論調，他在去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說：「都是成績拿D的人做老闆，捐錢給母校，拿A的同學幫他們打工。」
他笑說自己運氣好，他就是那沒讀死書，腦筋與耐性都不算頂好的人之一。他的數學高一就完蛋，高二上化學課也完蛋，只好轉社會組。那時看的東西很多，禁書都看過。交了些不太愛唸書的同學，一起打球，曾想做籃球國手，但高二時發現個子不再長了，才開始念書。
在社會組同學中，有一位同學老早就知道自己將來要做法官，劉紹樑卻不知自己要做什麼，就先填志願再考聯考，讓分數決定自己去那裡，居然「滾」進了台大法律系。法律系也還念的來，大學四年依然打籃球，還參加了由陳立恆、賴聲川、吳楚楚等幾位所組成的Idea House，在艾迪亞餐廳表演，一起玩搖滾樂。
在美國苦讀，深受芝加哥學派影響
他真正唸書是到了美國留學，那壓力是真正來了。美國的法學院都在研究所，有一次小組討論，劉紹樑覺得很簡單嘛！在台灣學法律，走的是德、日路線，一大堆法條，只要找出這個案例適用那一個法條即可了。但美國教授與同學所討論的卻是法律應該如何定，不可引用法條，否則就是循環論斷！談一個問題，如何判？如何立法？憑什麼道理？要打破沙鍋問到底，才能做出結論。
這個經驗讓劉紹樑嚇出一身冷汗，班上都是菁英，這些研究所的同學，有唸歷史的、有唸政治的、經濟的，有些已是博士、醫生、教授，每個人均有自己的專長與社會經驗，而他只懂法律、法條，若一旦辯論不能用法條，他就鐵定會輸，他覺得他必須趕快把在台灣被灌輸的教條丟掉（即unlearn），重新來過。他開始發憤用功，並且找時間接觸其他的領域，包括精讀財經的著作，如投資學、經濟學、會計學等，自己摸索著讀。
劉紹樑當初留美是先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唸了一年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又以轉學生身份申請芝加哥大學，並承認他在賓大的一年學分，兩年內唸到芝大法學院的J.D.學位。為何會一心一意想唸芝加哥大學呢？劉紹樑說他剛到賓大唸書時就發覺美國法學教育界最菁英的還是Juris Doctor這個學位。一般的法學碩士學位Master of Laws多半是外國人在讀，只是增加一個資歷。J.D.在美國法律界就等於是博士，他看到芝加哥大學教授都是J.D.，而他們寫論文的深入、精準度與格局，讓他決定要去芝加哥大學讀J.D.，「這J.D.等於是法學界的黃埔軍校、西點軍校」，他強調。當時，外國學生很少有像劉紹樑這樣想法的，歐洲人覺得沒必要，拿個美國法學碩士就回歐洲做律師；很多亞洲的學生，尤其是台灣來的學生，寫一些法制史、國際法的論文，劉紹樑均覺得不太實用，他要從經世濟民的角度來讀書、「取經」。
想去芝加哥大學，還有一個原因，當時他在美國法律界的專業報紙看到一篇報導，介紹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也是法律界很有名的Richard Posner(後來做到聯邦法官)，說他曾寫了一篇文章探討「販賣小孩應合法化嗎？」這個聳動的課題，他後來才瞭解Posner其實所談的是領養制度可以市場化，只是引用也是芝大教授的一位諾貝爾獎得主Gary Becker談「人力資本」的理論。劉紹樑覺得這篇文章很有意思，就很想去芝大念書見識這些大師，因為「當時在台灣，誰敢這樣講，一定被警總抓去軍法審判了。」
進了芝加哥大學，真正感受到芝加哥學派的威力，劉紹樑很感謝他能受到芝加哥學派的訓練。芝加哥學派所以興起，乃因廿世紀的30年代到80年代，他們的思維一直被主流學界攻擊，有許多立論必須回到最基本層次的思考，才站得住腳，譬如海耶克、福利曼、Stigler、Becker、Lucas、Posner等人，不論他們的立場如何，他們在方法論上下過深刻的功夫。這套方法論，劉紹樑覺得他自己學的很不錯，所以後來他有能力承接各種大型的法律或財經業務，也夠格向政府建議政策，也能起草財經法典，也因此看問題可以比較深入，建言比較可掌握利弊，因此比較可行。
嚴格的律師養成經歷
劉紹樑於1982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取得博士學位，順利考上加州律師，在洛杉磯進入全美第五大，也是加州最大的格信法律事務所(Gibson, Dunn & Crutcher)工作。當時工作辛苦，壓力很大，經常加班，晚上回家刷牙就流血，去看牙醫。牙醫說他得到牙周病，問他是做什麼的？他說做律師。牙醫問是否剛出道？他說對。牙周病與壓力有關，劉紹樑也算學到了，只不過代價很高。
他回顧在格信律師事務所做了三年的事，其實是一個高薪學徒的養成經歷。當時入行的年薪五萬美金，劉紹樑問自己：「我值這麼多錢嗎？」人家說：「值！在紐約更高，反映物價，是六萬元」。但該律師事務所要求很嚴格，劉紹樑估計一般要到第三年才能真正幫事務所賺錢，但美國大公司的策略就是這樣，不計代價，先雇一堆人，願意在新手的前兩年來培養人才，訓練人才，看你三、五年間能否能成氣候，是否在第七年能升到合夥人，審核你能否up，若是不能up，就要out，走人。「他們尊重市場機制，敢用人，但淘汰率也高。」
在這個律師事務所，他學到很多。譬如，原本對英文能力自視甚高，但他剛開始執業時的英文文章被改的慘不忍睹，所以後來他很感謝做他小師傅的師兄律師，教他如何思考撰寫訴狀或備忘錄，如何打動讀者，這與用中文寫文章的起承轉合、寫小說的講究情節與佈局完全是相通的，所以打下了札實的基本功夫。
他尤其記得一句話：「好文章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改寫』所致！」這句話他不但身體力行，也樂於與學弟、學生、後輩分享。「我有一次看電視上張小燕訪問一些雲門舞集的舞者，她們說最怕林懷民老師說『很好，再來一次』，深有同感之餘，也覺得很欣慰同樣的方法論也得到大師的認同。」
另外，他也深深體會到一個好律師遇到問題，除了要think like a lawyer，還要變成那個領域的專家，也就是要自己做研究分析。譬如有一次，一個煙草公司的案例，那位美國律師就煙害造成肺的問題，講了三個小時，旁人聽了會以為他是醫生。雖然美國很多笑話以律師為對象，但不可否認，「最新的問題，最新的報導，律師都要知道，這是美國法學教育所以厲害的原因。」劉紹樑說，他們遇到了問題就是抬槓，要把問題講清楚，這種精神遠遠超過了只是背法條，「所以美國的律師後來能做行政官員、做CEO、做總統，因為他們經歷了對問題深入研究與解剖分析的訓練。」
「美國大型律師事務所提供絕佳的觀摩與學習機會。」他說，雖然有些大的案子他還沒做到，但與同事吃飯聊天，聽聽他們講，均讓他開竅，領悟不少。這對他後來回台灣不管是在理律事務所執業、或在經建會協調各財經部會推動改革，均有很大的幫助，有些沒碰過的案子或業務，他也敢承做，因他知道如何去找資料，如何去做研究分析。
法學教育家
劉紹樑在美國律師事務所覺得習藝的差不多，太太也唸完了書，就決定雙雙回國，陪陪父母。他們是1985年回國的，劉紹樑先在理律法律事務所擔任律師，1990年代初期升為合夥人，後來擔任行政院經建會亞太營運協調服務中心主任，又在本世紀進入金融界，曾任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策略長、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總經理等職。他回國27年來沒有間斷在學校做兼任教授，包括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副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客座教授，目前還是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兼任教授。他在Stanford法學院開過一門Corporate Laws in Greater China的研討課課程，當時是創舉。
劉紹樑自認是思考型的人，他的同僚與學生也認為他像教授，他寫的文章比專任教授寫的還要多，他似乎走法學教育的路比較合適。但劉紹樑不服氣的笑說：「我執業接案子也做的很好阿！同事說我有霸氣，我講求執行力。」不過做律師處理案子，對他就如同醫生七手八腳將手術順利做完，將病人推出手術室，再接下一個案子。教書讓他有機會「做學問」，把所碰到的真正問題印證國內外法律，自己再體系化，再做彙整。
因此，劉紹樑不迷信法條萬能，更是注重實證。他說：「Legal Code與Computer code是一樣的，均可能有bug（瑕疵），均需要持續修訂、調整。」他整理出許多想法，其中許多也寫成論述，實務上的資訊往往也成為教材。所以他在東吳碩乙班教了21年的公司法，這是一個如美國J.D.法律教育的班，是學士後的法學碩士班，同學們均不是學法律出身的，他們有醫生、有教授、有退休的將軍、有記者、有中央銀行官員、有老師。「他們覺得上我的課有挑戰、有樂趣，也有的內容是聽不懂，待以後才恍然領悟到我在講什麼」。
教書對劉紹樑「是一項機會成本昂貴的嗜好」，但也是一個自我的教育。他可以在公餘，換一個頻道，整理思緒，寫寫東西，對許多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他為行政院撰寫了「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與行動方案」，他也是受政府委託制訂金融控股公司法、企業併購法、BOT基本法（即促參法）的起草人，這些都是經過深度思考後的研究成果，也為國家與社會的進步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另外，他有近百篇的中英文論述，談人文風尚、文創、金融市場、國際金融風暴、籌資、交易所、金控法、利率、國家競爭力、股與債的差別、公司法、財經法等等，內容豐富變化，只在今年就又新發表了：「向蕭前副總統致敬－老園丁再談亞太營運中心」、「限制『限制型股票』就限制了競爭力」、「探討『兩岸特色金融業務』」、「黄金共識：TPP？」等面向多元、深入淺出的文章。
台灣產業應調整角色，顛覆自己
劉紹樑說他很喜歡中國人講「學問」這兩個字，其中最重要的事是除了「學」，還要「問」。從語意學來說，英文“Knowledge”代表知識，但找不到包含「問」的意思。要「問」、會「問」，就一定會「學」。台灣的教育以「學」為主，有點填鴨式，就容易僵化，永遠做別人的跟班。所以台灣的企業容易做代工。當然好的代工模式如台積電、聯電及蘋果的代工廠鴻海也做的不錯，做的很棒，把這樣的企業模式做到極致化，但從某種角度來講也是被套牢了。若是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講，他認為不論是企業或是產業環境，做一些調整比較好，也有必要。
他先從顛覆自己做起。他教書本來教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後來寫書時，對企業的發展也非常有興趣，就不想寫傳統的法學評論，而想寫些不一樣的內容，就寫了一本有關公司治理方面的書，「也算從外功（公司法）入門練功，練到內功（公司治理）的一個實例」。又譬如，他寫了一篇「文創巨星賈柏斯退場」的文章，正好在賈柏斯去世的那一天，發表在《台灣銀行家》雜誌。他這是有感而發，他說台灣許多人包括政府的資深官員都沒有意識到：賈柏斯不是工程師，對科技的突破，貢獻有限，但他知道如何使用科技，他實在是一個文創工作者，甚至，他有藝術家的氣息。賈柏斯學過英文書法，也去印度禪修，所以他對蘋果的產品講究「極簡」。他竟然顛覆美國音樂界的唱片公司實務，把音樂從i-Pod及i-Tune下載，一首歌美金99分錢而已，他弄出來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像賈柏斯這樣的思維可讓台灣科技界好好學習，台灣政府與企業應該調整角色，而不是只做零組件的供應商或代工廠。
施振榮先生曾講到微笑曲線，兩端是研發與品牌。但台灣搞高深的R&D比較難，現在台灣主要在搞D這方面，離真正的R（即研發）仍有距離。若是走市場或品牌路線，譬如宏碁好不容易創一個品牌，但i-Pad一出來，又顛覆了PC：台灣Giant腳踏車品牌名滿世界，也是辛苦的路。但這些調整，是讓台灣企業脫胎換骨的必要工作。
專業加上多元化可維持競爭力
劉紹樑開玩笑說自己一直是「非主流派」，譬如在法律界，台灣大部份人是受到德、日法學的訓練，他唸的卻是英美法；在財經界，許多財經教授認為要立法管制財經活動，但劉紹樑認為財經法令應是造橋鋪路來配合財經活動。因為在非主流的地位，所以他看問題總能跳出框架，從不同面向來看事情。
從事法務工作已出道三十年了，這期間他做了廿二年的律師，在美國最好、台灣最好的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也起草過法典，但他不想做法官。後來在2004年加入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轉入金融界，這真是一個機緣。中華開發不同於一般商業銀行，是一個工業銀行，可以做許多產業的投資。他過去擔任商務律師，參與過許多投資案，從客戶處學到許多，好的客戶會向他講授產業知識並解釋交易為何會如此做，這對於他後來進入開發工銀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認為專業人才的養成要多元化，心理上不要為自己設定框架，職場轉換跑道比較容易。他說，他並不鼓勵人經常轉換跑道，畢竟一個人履歷表上太多轉換的記錄並不太好，但從人力資源的運用上看，有自己的專業又有可塑性的潛力的話，多元化對於在職場的發展比較好，這樣可以維持自己的競爭力。如何維持自己的競爭力就是不斷的學習，除了專業的領域外，也要廣泛涉獵多元化的知識。
劉紹樑自己每天看國內的幾份報刊，特別是社論、評論或分析性的文章。看外國的雜誌與研究報告尤其多，這是他在美國做學生時養成的習慣，如華爾街日報、Financial Times、Economist雜誌等等，什麼公司、什麼產業、那些財經事件、那些併購案、那些國際政經及至於文創產業界的發展，他每天都在追蹤。現在Internet的威力尤大，上網自修，所收到的資訊比教科書更快、更多。
劉紹樑目前多項工作任務中，著力最多的是開發科技顧問公司，開發科技顧問公司成立已有約25年，是台灣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創投公司。他於去年接任這家公司董事長職。開發科技主要在做創投，現在也在轉型，包括投資文創產業。他對文創並不陌生，大學時與朋友組樂隊唱歌就是在搞文創，今日台灣的文創更是多方向發展，如何推動這個產業猶有待努力。
台灣應徹底國際化
對於目前爭執不休的證所稅、證交稅，劉紹樑個人認為財金政策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均是一個取捨，永遠是社會成本與社會效益的關係，所以對此問題要做比較綜合的考量。其次，他認為「公平」是很難談的問題，在法學界談很多「公平」，在經濟學界，也有從「福利經濟學」來談公平，這些的標準是真正的來檢驗「公平」，不是像社會上一般泛泛而談的公平。
還有一點，從程序來講，台灣的公共政策較易有即興式演出，他個人強調「謀定而後動」，也特別強調在OECD，談公共政策或經濟管制的形成，是有一套做法，叫做 “RIA”（管制影響評估），英文是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這就如同環境影響評估一樣，管制的效果如何？花多少成本？得到什麼效益？切入的方式是否最好？所以他不談證所稅、證交稅的實質面，他談的是方法論。他建議的是RIA的觀點，就如中國人所講的「謀定而後動」，經過許多人的充份溝通與分析所制定出來的一套辦法，而不是草率提出，經過一些人批評之後，又改來改去、調整來調整去的東西。
劉紹樑說台灣金融界的發展限制很多，甚至在國際上比起來，台灣的限制都特別多，當然一方面這是為了社會的穩定，但也侷限了一些的發展，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如何拿捏就很重要。
他指出，台灣現在已是成熟的經濟體，製造業的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就要靠服務業，而且要對外投資，這時候金融業很重要，「根留台灣」也很重要。劉紹樑說他覺得那個「根」就是銀根。一個公司在那裡上市、上櫃，公司的根就在那裡。IBM的營收有一半來自海外，但一般人認為IBM是美國公司，乃因IBM在美國上市。所以劉紹樑認為對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台商永遠可以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發展，你如何與台商維繫關係，讓他根留台灣？那就是金融市場，讓他們多回來上市櫃。
劉紹樑曾擔任經建會亞太營運協調服務中心主任，是亞太營運中心的規畫人之一。「亞太營運中心這觀念很簡單，就是你若不徹底自由化、國際化，你的籌碼會被別人在外面做莊來玩，你自己反而沒機會做莊。」他說，今天，亞太營運中心仍得繼續做，做的怎麼樣，不敢講，但原來是一個奢侈品的東西，可做也可不做，到今日已變成一個必需品，必須做，因為全球大家都在拼自由化、比開放。1990年代中期，台灣有這樣的條件，當時周圍環境開放的程度還有限，但今日連中國大陸都開放了，我們若再不開放就會面臨更險峻的競爭局勢。
他有一句精簡的警語：「從『區』到『品』」。他說台灣經濟發展的策略一貫是相對自由化，如利用「專區」（加工區、科學園區、軟體園區、自由貿易港區、文創園區等等不一而足）做逐步的開放。但他認為這種作法不外低價競爭、代工外銷。他建議全區開放，「把區的三面牆拆掉」，也主張提升品牌價值與訂價能力。「把『區』的三面牆拆掉就是『品』，品質與品牌價值是致勝秘訣。」
現在一個公司在台灣上市又如何？許多公司即便已上市，仍不夠成熟，仍要成長、併購，才有面對區域甚或全球競爭的能耐，他打了個比方：一曲歌王(one hit wonders)若是只有一首歌走紅，就不見了，這是不行的，必須要像鄧麗君、鳳飛飛這樣的人，她們有很多條歌走紅，這個成功才是有基礎的。在創投界，你協助被投資的公司上市，你把該公司股票賣掉就退場，以為就結束了，這在現在是不行的。該公司上市了，它有什麼令人驚豔的產品？它有足夠的續航力嗎？它能進軍中國大陸嗎？它能到亞洲與韓國人硬拼嗎？它能在全世界角逐嗎？這就是為何除了創投公司外，前幾年，台灣又出現了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主要業務是Buy Out，縱然你公司上市了，它要買下公司，重新整頓，調整體質，重新再上市。從需求面來講，台灣其實已進入這階段了。但台灣的思維、規章還沒到此地步。
為了提昇台灣對國際這些事情發展的視野，劉紹樑在本世紀初寫了一個企業併購法。那是2001年到2002年之間，他與當時經建會副主委何美玥聊天，劉紹樑說在國外絕不會有好公司的股價流於雞蛋股、水餃股的情形，因馬上會有大企業來併購你公司，重新做整合。但在台灣因有法制的限制，就沒有這些可能性。何副主委就請他寫一個研究報告，劉紹樑說這種委託案已太多了，拒絕再寫研究報告，要就玩真的，要寫一套法律草案出來。於是他在半年內，寫出了一套併購法的法律。
他說，這些思維均是國外早就有的，但台灣一向自己搞一套，沒去看國際，所以台灣的規章、制度、政策往往是”Taiwan Only”，只有台灣有，或說是「獨步全球」。「這是很嚴肅的課題，這決定台灣─你是幫別人代工，或是別人為台灣打工。」
台灣的重新定位
他再講到十四、五年前，國內業者如聯電、華邦被美國美光公司(Micron)控告SRAM傾銷，認為台灣公司沒把員工的勞動成本如員工紅利算進去，劉紹樑當時代表台灣業界去開會，與美國律師、業者規畫應訴的策略。大家都有點黔驢技窮之際，劉紹樑說他有一個理論，「你們從美式的會計準則來認定發放員工紅利被視為是成本，沒被算入就被視為是傾銷，但從台灣人的邏輯來看，以前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鼓吹民生主義，讓勞資雙方和諧，扣除所有成本與稅賦完納後，員工也分得淨利，因為員工是掌櫃，可以看成是一種特別股股東，都可以分享利潤，也就不算是額外支薪。」說完，老美律師拜託他不要鬼扯蛋。劉紹樑說這一段小故事的教訓是台商外銷到美國的市場，人家用的是美國的會計準則，我們就只好入境隨俗，適者生存，譬如台灣今天的晶圓代工是國際品牌，但必須受市場使用者的限制。今天如果是台灣當家做主，由我們來決定準則，那人家就要聽我們的了。
但劉紹樑說將來所有財經產業的準則可能是由中國大陸來制訂，這是為何我們要影響中國大陸之故。現在大陸對這些問題還沒想清楚，若大陸開放資本市場，大陸的證交法與會計準則就會變成世界標準。但他們現在自己擺不平，也沒這個專業，只好通過香港、紐約上市，其實均是China Play的一個窗口。今日為何汽車設計師往大陸跑？因為大陸今日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所以他們的口味會決定汽車的外觀設計，未來甚至全世界的時尚界也會走中國風。
他提到日前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好萊塢想與中國合作拍歷史片，找上「神鬼戰士」的製作人，為了推陳出新，也想從將軍的立場講歷史故事。所以，他們寫了一個劇本，是從唐朝安史之亂的叛將安祿山的角度來說故事，但這故事的角度「離經叛道」，所以它到了中國的電檢處被要求改，他們也就只好改。好萊塢還搞不懂中國人，他們用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他們以為一個「臥虎藏龍」的片子成功了，就找章子怡來演豐滿的楊貴妃，找周潤發來演唐玄宗，這樣才有票房保證。但中國人講環肥燕瘦，楊貴妃是豐滿的，你找清瘦的章子怡來演楊貴妃就不對味了。這就是外國人搞不懂中國的東西，這東西就是文化。但是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雖然發展階段與社會意識不同，我們總算是比較懂中國。所以他認為台灣要發展屬於自己的內容與品牌，可以在文創領域中開發一些成果，而且只要能掌握一定程度的共同價值，一定可以對大陸做「文化外銷」。
年輕人應出國見識並建立國際人脈
劉紹樑在學校教書，感受這一代年輕人比上一代更進步。但我們進步，別人也在進步。過去的時代，世界有冷戰，大陸沒開放，台灣人做的差不多即可，但今天大陸開放，菁英輩出，年輕人在新的世界戰場，競爭慘烈，所以要更加油才行。
「今日的年輕人是更幸福的，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劉紹樑當年喜愛音樂，但不認為當時的環境可以讓他走音樂的路子，那一代比較沒有自己的選擇。他一方面建議年輕人珍惜自己可以選擇的機會，但也特別強調，興趣與專業不要混為一談，譬如他喜歡音樂，但仔細想想，自己對音樂的專業知識與天分有限，真的要靠音樂走一生的路嗎？所以還是要有一個自己的專業，只將音樂當做業餘興趣吧！所以他勸年輕人：「不要只想到自己的興趣，要看這興趣能否能支撐你走下去。」
另外，他也勸年輕人不要怕吃苦。他的老外朋友說中國人有「吃苦」(eat bitterness)這句話真有意思，還挖苦的問：「人活的好好的，為何要吃苦？」但是，他們可以了解這是東方文化內歛之處，也算是一項優點。今日年輕人面對不景氣，薪水普遍偏低，但別忘了吃苦也是一套功夫，從吃苦中可以學到許多事。他自己在美國時從讀書到做事，是在吃苦的環境中培養出他的自信心。
還有，他說現在年輕人出國少，若是可以，他建議年輕人還是出國看看，開開眼界，建立國際人脈，對事業是有幫助的。「年輕人的天下是全世界(cosmopolitan)，不一定只在台灣。」
最後他勉勵大家，「要體驗人生，因為Life is too sho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