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要幫助學生有前瞻的思維與勇氣
物理學者馮達旋博士來台服務
為成大與清大建立國際交流平台
文：徐慶凱、朱麗芝
大學與園區要相輔相成
4月27日，在新竹清華大學一場歡迎由馮記春先生所率領的武漢市訪問團的聚會上，馮達旋副校長講了一番話，談到大學與科學園區的關係，勉勵武漢市政府官員們協助地方創造快樂的生活。
馮副校長說他相信在21世紀，一個大學除了要努力提昇學術水準外，在某種程度也要做經濟的發動機，這是全球的趨向。而一個成功的大學必需要有周圍的各種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學園，但科學園不能沒有文化，必需要有濃厚的文化，因為人不能只做科研，還要有生活與文化。「要一流的人才留下，必須要有一流的文化與生活環境。」
他提到矽谷，矽谷的成功乃因有好的科技與思維，更重要的是在那裡生活愉快，這是不能忽視的，科學園區在某種程度扮演這個角色。他講到在台灣的清大，附近有好的鄰居，如交大、科學園區、工研院，有國家實驗室，校門外就是現代化的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奈米研究中心、高速電腦中心等；在附近周圍還有音樂廳、博物館、電影院、購物中心等，生活在此也是非常愉快。
他特別提到工研院每年20%的人離開工研院到新竹科學園區去創業，任何一個政府每年失去20%的人口，如何生存？但據工研院前院長史欽泰告訴他，工研院從開始到現在已有十萬人先後離開，創造及帶動這裡的經濟發展。
這位曾擔任美國知名大學副校長的教育專家語重心長的勉勵在座人士，在許多地方，大學與科學園可以建立很深的關係，大學如何將研發所得做技術轉移，以大學本身很難做到，必須要與周圍的園區、社區各方面配合，建立密切的關係，才能成功，尤其要透過市政府的單位為地方做好基礎建設的配套措施。世上這種成功的例子並不多，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是其一、史丹福大學是其二，在這兩所大學以外，耶魯大學的校長就在問，為何沒有更多的麻省理工學院？這就是他們的困難。因此他希望就此問題與武漢市府有更深入的討論，能更多造福地方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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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物理學者，曾擔任美國達拉斯德州大學大學副校長的馮達旋博士曾走過亞洲與美國，服務過許多國際機構，有超強的英語寫作與演講能力，及卓越教學、研究與行政經驗，於2007年來到台灣，先後貢獻成功大學與清華大學，推動國際交流、促進合作，目前他擔任清華大學的全球策略與企劃副校長。馮副校長的經歷與眾不同，他生於印度，長於新加坡，發展在美國，與台灣沒有任何淵源，能來台灣服務是各種的機緣促成。學養豐富、思維前瞻的他，以全球化的眼光來看台灣，對台灣的高等教育界及青年學生有許多期許與勉勵。
家庭影響及豐富的學經歷
馮達旋的母親謝佩貞女士是畢業於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的音樂家，是早期中國女學生在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畢業的少數佼佼者之一，父親馮國楨是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博士，父母親在紐約認識結婚，於1938年相偕回去中國。抗戰時，馮國楨曾是中央通訊社派駐印度的記者，1945年馮達旋即於此時在印度出生。馮國楨曾於1946年1月20日訪問尚未獨立時印度的領袖尼赫魯，尼赫魯當時曾有名言─如果印度和中國合作無間，亞洲的未來是可以期許的。抗戰結束後，全家於1950年搬到新加坡，馮國楨在胡文虎辦的「虎報」擔任英文主編，卻遺憾於1951年因在泰國飛機失事去世，享年45歲，那時馮達旋才四歲。父親去世後，母親帶著三個孩子，靠教音樂把三個孩子養大，並讓每個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馮達旋哥哥馮達飛曾在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的分子演變遺傳研究所工作，姊姊馮綠漪在北卡，馮達旋是最小的。
回憶過往，馮達旋津津樂道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兒子在2006年赴紐約大學法學院就讀，與爺爺在七十多年前唸的法學院是同一所，可說是馮家祖孫俊秀。馮達旋的女兒在美國是小兒科醫生、兒子是律師，可告慰早逝父親在天之靈與辛勤獨力撫養兒女長大的母親。
父親馮國楨有個弟弟馮國棟，也就是馮達旋的叔叔，現在住在武漢，已經九十二歲，是馮國楨七兄弟中唯一碩果僅存者，畢業於匹兹堡大学。退休前任教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水」現在已與武漢大學合併)，是位在大陸有名的土壤力學專家，所以馮達旋常要去武漢，看看叔父。馮達旋本人也是湖北省的編鍾獎得獎者，他本人和武漢的關係也很深厚。
馮達旋的語言能力很強，會數種語言，由於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上海人，所以馮達旋從小跟媽媽講上海話。他在新加坡念的小學叫做「養正小學」，是廣東人辦的，在新加坡的廣東僑民區﹐叫做「牛車水」內。學校裡同學之間講的是廣東話，並每天要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唸中學時他是念華校，講的是國語，因此他的上海話、廣東話、國語都很嫻熟，後來到美國唸書、工作，英文更是他的強項，但他還是後悔沒學好馬來話與閩南話。他認為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種族、多元的宗教讓新加坡人自然而然具備了世界觀，看什麼人都不覺得奇怪，都能包容和忍讓，這是語言所帶來的優勢。
馮達旋在新加坡唸了小學、中學，並在新加坡工藝學院讀了兩年的土木工程，於1964年離開新加坡赴美，1968年取得Drew大學的物理學士，1972年在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理論物理博士。他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理論物理所及奧斯汀的德州大學核物理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
1976年任教於費城Drexel大學、1990-2000年為M. Russell Wehr講座物理教授。這其間他也擔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理論物理部門主任，丹麥哥本哈根Niels Bohr研究所以及英國Daresbury國家實驗室的客座教授，美國Los Alamos、橡樹嶺、布魯海汶三所國家實驗室與英國Daresbury國家實驗室顧問。
1995-1998年，馮達旋擔任美國眾議院武器裝備委員會副主席Curt Weldon眾議員的技術顧問，負責中歐和亞洲事務。
1998-2000年，他擔任富比士 500跨國公司 SAIC的副總裁，負責美東新澤西、馬里蘭、賓州及達拉瓦四州的業務，並兼任南卡大學資訊工程評估委員會、美國教育部分析評估小組、國防工業協會科技會執行委員等職。此時，他也是大西洋玉山的理事長。
2001年到2007年，他擔任德州達拉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TD)研究副校長，並兼任物理系教授，負責增強學校研究質量的內涵與深度，提升國內及國際上的研究信譽。他成功地邀請到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賓州大学教授艾倫•麥克德爾米德(Alan MacDiarmid) 與 199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電漿物理資深研究員赫尔斯（Russell Hulse）加盟UTD。2007年他來台擔任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資深執行副校長。
以華人身份出任為美國知名學府的副校長，是在美華人界的光榮，他不忘在美發揚中華文化，並發展與亞洲的密切聯絡及合作關係。2006年馮達旋策畫籌建以諾貝爾得主Alan G. Macdiarmid命名的湖北宜昌三峽大學AGM再生能源研究所，並促成德州達拉斯大學與三峽大學結成合作夥伴。他在德州又設立首家孔子學院。2006年底，他在武漢華中科大成立了Britton Chance生物醫學光子學研究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2005-2007年，馮達旋被選為Cellstar公司董事，2007年被任命為美國Aurora Technologies公司技術諮詢委員，2010年被馬來西亞國油大學委任為學術諮詢委員。從1995 年至今，他是全球韓裔科技網路(AKAS)的顧問。2003年為南京大學的榮譽董事。他曾榮獲台灣中原大學的友誼獎，擔任十二所中國大學的榮譽/兼任教授，2007 年為香港李家誠基金會汕頭大學董事。2009年他獲湖北省特別頒授給對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有突出貢獻的外國專家的“編鐘獎”
馮達旋曾發表了180篇核物理、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學與數學物理論文，編輯廿多本書，曾組織了三十多個國際性會議，自己也多次獲邀請在國際會議上做邀請報告(Invited talk)。他於1996年榮獲美國物理學會會士，曾指導多位博士後及本科學生。
馮達旋感謝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提供給他無比寶貴的教育與發展機會，他原只想在美國做一個快樂的、在學術上有創意的、令人滿意的物理教育家，擁有來自全世界的優秀學生與研究合作夥伴，但後來，出乎意料的，他的人生境界不斷被擴展，後來竟然能到台灣來工作。
建立成大與清大的全球交流平台
馮達旋於2007年應邀來台擔任國立成功大學資深執行副校長。甚麼樣的機緣來到台灣擔任成大副校長、後來又轉到清大擔任副校長呢？他表示在德州達拉斯分校待了七年之後，成大的新校長賴明詔剛上任，就問馮達旋有沒有興趣來台工作？當時馮達旋對亞洲很感興趣，雖然對成大不熟，但覺得來亞洲工作滿有趣的，就答應來了。最有趣的是賴明詔校長並不認識馮達旋，但因馮的名氣、才氣及朋友的推薦，就大膽的邀請這位在美國大學的華裔副校長。現在，經過3年多的合作，他們已是很好的朋友。
馮達旋在成大待了三年半，除了藉由自己關係延聘許多諾貝爾大師及重量級學者到成大講學做研究，更是常常把成大的消息藉由電子信箱，瞬息的傳到全世界去，讓每一位國際友人都看到成大的進步，他並廣泛與國際知名研究單位與學術機構建立合作機制，也打開了成大國際視野。他自認最輝煌的表現是全心全力輔佐賴校長實現把成大變成「重視創意」的大學願景。他說，劍橋大學及芝加哥大學並不是因為有牛頓、達爾文或傅利曼才偉大，她們偉大是因為帶給人們牛頓力學、達爾文的演化論、以及傅利曼的經濟學。同樣，北京大學偉大不是因為出現過胡適這樣的人，而是因為她是五四運動和白話運動的發祥地；這些運動在整個世紀中影響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還將有更長遠的影響。
賴明詔校長從成大卸任時，馮達旋就準備回去美國。但在台聯大系統副校長劉容生博士的推薦下，清大陳力俊校長邀請馮達旋博士留在清大，協助發展學校的全球化工作，同時也協助規劃學校的行政流程。馮達旋想了想，告訴夫人「可能在亞洲還要待久一點，可以對台灣、對亞洲有更深的認識」，所以就待下來了。他把那三年半在成大建立的交流平台整個帶到清大，加上清華本身原有的對外管道，馮達旋如虎添翼，把全球化工作更是做的如火如荼。
因著參與了成大與清大的校務，馮達旋多多瞭解了台灣的大學情況。他看見台灣的大學對外的交流都有一定的限度，比如說他剛到成大時，成大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新聞處，清大也沒有，但這在美國大學幾乎都有的，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與全球溝通的管道。他認為一個大學，尤其是國立大學，整個支持的力量來自社會，所以大學有義務去告訴社會該大學做了甚麼事情是對社會有力的，要與社會多溝通，獲得社會的支持，這就是大學新聞處的一個重要性。尤其現在台灣的大學不只對國內要有一定的交待，也要在全球有一定的溝通，所以不單是只有中文的新聞處，也要有英文的新聞處。要寫出好的、人家看得懂的新聞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利用email發展全球化的關係
其次，他比較了成大與清華，也許是因為清華的地理位置，來清華訪問的國際人士，好像比去南部成大的人多，他問道：「那凡是來過清華訪問過的，我們怎樣建立除了今天的一面之交外，還能深入去做聯繫，發展成一個長久的關係？」從大陸六四民運開始，馮達旋就開始收集所有接觸的人的電子郵件，到今天已經有幾十萬人，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說起這事的源起，馮達旋說，大陸的「六四」事件之前，他與美國的同行都滿交心的，希望經常能夠交換訊息。但他發現一個大困難，打電話只能跟一個人談，打電報也是對一個人，但是他們有一群人，不能一天到晚在一起，美國很大，大家又都在不同的地方。他那時有一個以色列的博士朋友問馮達旋，有沒有用過 email？馮說沒有，這位以色列朋友就教他使用email，只要有email 地址的人就可以寄信給他，且是免費的。馮達旋當時很好奇問，可以同時寄給多少人？友人說他有時寄給兩、三個人，但不知道上限是多少。馮達旋那時就瞭解到，電子郵件會讓人類的溝通走入一個新的境界，人們可以從來沒有見到，但是可以保持很密切的聯繫。從那時開始，他就很重視並充份使用email。每天接觸的人馬上就會進入他的資料庫。
二十幾年來，馮達旋個人的Database大的不得了。他覺得全球化很重要，因為你可以把小至個人對事情的觀點、清華大學的發展寫給大家知道；健筆能文的馮達旋也寫關於台灣的、亞洲的、亞洲跟西方的關係給全球友人，他有時候用中文、有時用英文，有時中英雙語一起用，用大家可以互相瞭解的語言。馮達旋從來沒有學過ㄅㄆㄇㄈ注音符號，本來他是用拼音來做中打，但現在I-phone可以直接寫進中文字，I-phone馬上出來了，不用拼音了，寫作工具對他不是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提醒，當你寫e-MAIL的時候，要非常小心，因為你寫的這些東西，你要準備全世界有很多人會看到，所以他很小心的處理這些郵件，並加以區隔，譬如假如他講台灣問題的話，就會發給台灣跟大陸同時一些美國的華人。若是全球性的問題，他就發給全球。
馮達旋並不用社群網站 facebook，雖然可以發展為人數眾多的社群，但他認為facebook很難真正的把一個人的思想寫得仔細，發揮到淋漓盡致。他情願要一個有決策權力的人看到他的文章受到影響，好過一千個沒有決策的人看到這個文章。所以馮達旋的電子網路為他帶來了全球的友誼與網絡。馮達旋的文筆很好，寫作很快，而且他喜歡想事情，他笑說假如他有機會從頭來過，他一定做記者。
台灣要有全球化的思維
馮達旋說全球化不是一個過程，乃是一個思維。你若沒有這樣的思維，你做再多的過程都沒用。馮達旋說他覺得現在台灣面臨非常大的挑戰，到2020年時，中國的高鐵就要從昆明經過老窩，到泰國、馬來西亞、一直到新加坡。另外，馬來西亞與印尼的蘇門答臘，最近的地方只有三十八海哩，已經開始要建海底隧道。所以再過十年、十五年，亞洲就可以從東北部一直通暢到南洋。在這個轉換中，會使得經濟、文化甚至是政治的發展重新洗牌。那時現在在學的學生就要步入社會，假如他們不能在這個大環境中融入，他就很容易被邊緣化，這是現在台灣高等教育一個重要的問題，「十二年國教我沒有意見，我覺得更大的問題就是全球化這個思維，怎樣使得台灣不要被邊緣化。」
馮達旋說台灣當年與美國斷交、退出聯合國，正是被全球拋棄的時候，台灣跟世界上很多的聯繫就斷了。到七零年、八零年時，有一大批的留學生回來，就保持了對外面的關係，前工研院長史欽泰及許多回來服務的留學生就是這樣的人。但他擔心，這種人在美國越來越少，台灣本身假如還不能重新思考，怎麼樣能融入整個大亞洲的環境，它被邊緣化的可能性一定很高。
台灣對歷史冷漠
馮達旋非常有興趣來想問題以及這個問題的相關歷史與情況。比如說，清大最近去了雲南師範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就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當年的校址。當時西南聯大首先是搬到長沙，日本人來了，他們就遷到昆明，他強調，這個「遷」是不容易的，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從長沙走到昆明，那是不得了的艱苦啊！他們清大最近也有機會到加州理工學院訪問，馮達旋立刻想到這兩個學校有很相像的地方。
馮副校長說他們跟Caltech的校長談了之後，發現他們只有275位老師，900位大學生，1000位研究生。校長說，Caltech從1920年開始到現在，他們都抗拒人一般自然的"擴大"心態，每年學校不超過三百個老師，每一個老師在替換的時候，必須要換比以前更好的人才。「他們雖是這麼小的學校，但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馮副校長盛讚。他再講到現在雲南師範大學也是最多大概兩百個老師，兩千個學生，跟Caitech差不多，小而美的學校，但在那裏有許多火花。他說，到目前為止，整個中國、台灣、香港加起來那麼多大學，只有西南聯大那個八年，可以產生兩個諾貝爾獎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還有吳大猷、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等傑出人才，沒有一個其他的學校有那麼好的結果。所以馮達旋就寫了一篇文章，把這兩個學校做一個比較。而且很有趣的是Calteck創校有三個人，西南聯大也有三個傑出的創辦人，就是北大的蔣夢麟、清華的梅貽琦和南開的張伯苓。
馮達旋雖然在新加坡長大，在美國發展多年，但骨子裡是道地儒家思想的中國人，他對中國過去重要的人物事件都是如數家珍。他引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一句很重要的話，”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today , you have to search yesterday” ，就是說歷史的重要性。他說在台灣他其實感到有點失望，台灣大概是因為各種各樣的政治原因，對歷史有點反感。去了成功大學，他研究成大歷史發現成大在1955行政院有一個文件顯示，把以前台南工學院變成成功大學為了要紀念鄭成功。但是學校到今天竟然沒有一個鄭成功的雕像，大多數學生知道這個事情，大家對歷史十分冷感。
他再講到清華大學從1911年到1948年，然後梅貽琦校長於1955在新竹這裡復校到他過世，這些時期的發展，對學校的影響等都很重要，但教授跟學生對於這一段歷史都十分冷感或漠視，反而是馮達旋這個空降部隊以不同眼光把這些事情勾劃出來。馮達旋對台灣有這樣的感慨，那如何發揮影響力，讓更多台灣的人瞭解，多重視整個中國的歷史呢？馮達旋說他常常出外演講，不只在學校，在全台灣有越來越多的演講會，現在且多到他要去選擇。他常講的題目是 “大學跟企業界21世紀的關係”、科技教育21世紀的責任”，還有很多。他期勉新時代的大學生要追求卓越的學識、要有學識的敏捷性、對自己要有積極的內涵信心。他說，他希望他是一滴小小的墨水進去一杯清水，可以對那一杯水有一點的改變。
高等教育要幫助學生有前瞻的思維與勇氣
馮達旋說他剛到成大時，有一天機械系主任邀請他去看機械系系史，他去看的時候發現從1955年到1965年，有一個教授王助在成大機械系教書。他詳細研究發現這個王助很了不起，在美國還是排華的年代，王助就被波音公司所延攬成為第一個航空工程師，並於1916年設計了波音第一款獲得商業成功的飛機。王助是1909年清政府派去英國念機械工程的，1914年他就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學航空工程。這個事情引起馮達旋兩個很大的疑問：
1. 為甚麼麻省理工學院在1914年會有航空工程系與研究所？
2. 為什麼王助是去學航空工程而不是去學比較正統的機械工程？
關於第一個問題，馮達旋說因為1903年的時候，人類才經過萊特兄弟證明人類可以用機器來飛翔。那麼到了1914年，這一個玩意兒能不能變成一個商業的成功是沒人知道的，那怎麼會在麻省理工學院就有一個從大學到研究所的學科？這好像是1945年半導體還在實驗室裡面的一個小實驗的時候，某某大學就說他要把電機系變成半導體的研究一樣。所以這件事說明要辦一流大學的時候，你必須要有學識的敏捷性，這個敏捷就是學校裡面的領導要不停的從這方面來思考，沒有科技與技術是永遠的，要有不停的改變，這個是亞洲高等教育現在面臨的問題，不能只跟著別人走，也要同時配合亞洲的整個文化背景，怎麼樣有學識的敏捷性。
關於第二個問題，馮副校長說現在學生最擔心的就是畢業後有沒有工作？那麼王助這個人他大學已經學機械工程，那時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機械工程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學問，找工作都不難。那王助怎麼會去學一個將來會不會有商業機會都不知道的東西呢？馮達旋就從這個裡面去想，很可能經過文藝復興的三百年，亞洲跟西方大大的脫節，這脫節不只是在科技的脫節，乃在各方面都比西方落後。因為馮達旋的媽媽是學音樂的，他把蕭邦當成十九世紀一個偉大的人物，同時那時代跟他差不多年紀的有一個蘇格蘭偉大的物理學家 James Clerk Maxwell，這個人把整個光譜用很簡單的四個方程式寫出來，這是三百年文藝復興的一個偉大產品。馮達旋常把這四個很簡單方程式跟蕭邦的「小夜曲」放在一起。所以他認為十九世紀歐洲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平，亞洲就落後的不得了。
從王助一個那個有抱負、有志氣的年輕人，在二十世紀初看到自己的家園那麼落後，是否在想「我要不要跳到前面去學一樣東西？就算沒有工作的可能性，但我要把研究學問放在第一優先。美國足球有一招，把球丟到對手的後面，就是一下要跳到前面去的感覺，這就叫做學識的勇氣。」馮達旋說。
「我們要怎麼樣教學生，在二十一世紀要有在學識上高瞻遠矚的勇氣，而且現在學生所需要學識的勇氣比王助還要大多了，因為現在的世界比王助當時的世界更複雜也更平，就好像Thomas L. Friedman講的。他不能夠只靠一套學問，比如說你學電機，你就不用懂其他東西，你現在已經不能這樣。前面兩個問題就是要在台灣與大陸甚至整個亞洲高等教育界要去做的，怎麼樣可以用這個辦法去真的改造我們整體學生的思維，不只是去教他們課本的學問，這也是大學的責任，這是我的看法。」馮達旋說。
馮副校長還認為，整個二十世紀，亞洲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只向科技看。他說在十九世紀，歐洲不只是科技領先，他的文化、美術、音樂都是領先。基本上到了二十世紀，大家看到的就只是科技，譬如今日的台灣處處都是科技大學。所以他常常在想，要把亞洲真的變成二十一世紀的亞洲，是應該只是以科技為主，還是也要對人文、社會、公共政策的關心，在學生裡面應把這些問題弄得更清楚。他說：「若只為科技發展的話，英文有一句話說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你應該把馬放在馬車前面，這樣他才能拉得起來，你把馬放在馬車後是不會動的。」所以學生除了要有前瞻的思維外，還要有平衡的發展。
每天都有無數的機會經過你
問到馮副校長未來的規畫，他說起李政道先生跟他講的一句話，「在每一個人的面前，每天都有無數的機會經過你，能夠做得比較成功的就是好好把握這些機會，不然的話，那些機會等於沒有。」
馮達旋說他這一次來了亞洲，對於他個人最重要的發展，就是把他對北美洲跟亞洲甚至現在跟世界的關係進入了更深的認識。這個認識讓他相信會讓他把握很多以後在他面前經過的機會。他暫時還說不出有那些機會，但他已經看到這一年來，有很多這樣的可能的機會。他說一個例子，是他沒想到的，因為教育部要清華大學把「國際處」變成「國際跟大陸事務處」。他認為這真是太麻煩了，所以他就把名字整個改成「全球事務處」。也因此他有機會深入的看到亞洲現在有兩個很大的國家，中國與印度。
他說以前因為我們是華人，想來想去就是中國大陸的起飛。其實大家忽略了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國家是印度，而台灣多年來對印度是不注意的，而印度也不注意台灣。但馮達旋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印度現在已經感覺到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對於他們有很大的挑戰，所以他們現在要全印度的中學教中文。印度有十二億人口，但全印度只有七萬華僑，那是等於零，而且這些華僑都是第二、第三代，會講中文的是寥寥無幾。因為印度與中國有敏感的關係，他們不能把中國人口大量的帶進印度，他們看到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只有台灣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所以台灣對印度來說可以有很大助力。剛好清華大學被印度邀請，現在清大推動在印度的發展是如火如荼，而馮達旋是印度生的，被學校委以重任發展這段與印度的關係，「所以這真是巧阿！我到印度說我是印度生的，他們對我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就把我當自己人，這也就是機會。」
「所以真的是機會天天都是在面前，但假如你思想不開拓的話，這些機會就等於不是機會了，所以李振道先生講的這句話，我永遠牢記在心中。人生的每一個工作都是你擁有新機會的平台，」他說，也願將此話勉勵所有的年輕學子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