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彩券是做公益

      台灣彩券董事長薛香川呼籲大家多買彩券

文：朱麗芝

今年春節的盛事：大樂透開獎

今年春節的大盛事，大家一定會說是台灣彩券的大樂透最吸睛。當時新聞媒體天天報，樂透獎金天天升高，到處是人人爭買彩券熱，彩券行的老闆、老闆娘笑的合不攏嘴，這些熱鬧景況令人印象深刻，記憶猶新。原來，台灣彩券從2010年起請來了一位大內高手，他運籌帷幄，抓住市場人心，把握媒體優勢，趁著春節拉抬了彩券的聲勢，造成熱潮，他就是台灣彩券現任董事長薛香川博士。

薛香川董事長於2010年3月上任，在一段時間的摸索後，看出問題，解決問題，領導台灣彩券於2010年創記錄的賣了808億彩券，立即改善了台彩連續三年的營收赤字，薛董事長並積極為2011年未雨酬繆，特別指示要好好把握2011年春節的第一季彩券銷售。

為何如此自信？薛香川董事長認為，第一，2009年上市公司總共賺了八千五百億元台幣，2010年上半就已經有了七千億元，整年可能在1.4兆元左右。如果企業賺錢，年終獎金發的多，則人人手中紅包鼓鼓，春節時期，人人有錢有閒，要好好把握他們的注意力，所以他雄心勃勃，與同仁擬了一個「2011 Q1作戰計畫」，目標是要台彩在2011年第一季的營收入要比2010年成長50%。同仁們憂心忡忡的說做不到，後來協調降到30%。

他們從台彩歷年的「備償獎金」(只能做為支付彩券獎金的準備)先借提三億元做為加碼獎金，將頭獎獎金訂為兩億外，他又想到一般人會認為全台灣只有一個二億元大獎，中獎率低，並不吸引人，乃將另外一億元創造一個為慶祝中華民國百年的百萬元獎項，即一百個一百萬元的獎，開獎時並特別找到台北最高的101大樓來開獎，在電視時況轉播、全民注視等候開獎的時刻，再創一個春節的高潮。

另外，今年春節的獎券銷售之好還要歸功於宣傳工作做的好。因為第一季的銷售額佔台彩一年三分之一業績，所以薛香川把一年廣告費用的3 分之一大膽用在Q1，特別請到作家導演吳念真來寫廣告劇本，並請著名諧星豬哥亮來演出。兩個廣告一個是鼓勵人家買獎券的，一個是針對這個一百個一百萬元獎金的廣告，均相當傳神。過年期間，國泰民安，物阜民豐，沒什麼重大政治、社會新聞，所以媒體就把大樂透做為主打的新聞，電視及平面媒體甚至將大樂透的不斷加碼做為頭條新聞，造成轟動，形成聲勢。當然，也是運氣，大樂透連續九次開獎才被中到，所以獎金累積至很高，最後一天賣了三十億元彩券，前後總共賣出七十幾億。所以台彩今年Q1做到了比去年同期成長30%的營業額。

過年後，朋友見到薛香川，往往劈頭就說：「你賺翻囉！」薛香川笑嘻嘻的說「是財政部賺翻了，我們自己還是賠錢。」馬總統也笑他，「沒想到我們的行政院秘書長這麼會做生意。」

擔任台彩董事長為做公益

薛香川因為2009年88水災受到陪95歲的老岳父吃飯風波影響，從行政院秘書長職離任後就在國民黨智庫工作。怎麼會加入彩券局的呢？薛香川說他於2010年離開政府，對於從政實在再沒有興趣，「從政這麼多年，落得兩個結果：1. 誤我青春，2. 誤我財富，青春已逝不可追，但在財富方面，未來廿年將是追求重點。」這話講的令人錯愕，但他隨即笑嘻嘻補充，「以後我要多賺錢，所賺的錢將是為公益，不是為自己」。

會這樣講，因為他於2010年3月2日來到了台灣彩券，發現了新的人生意境。在新竹科學園區擔任局長的時候，竹科是個容易賺錢的地方，無論是收購土地或是園區公司發行股票，假若他隨便一下，錢就會滾滾來，但他決不碰這些事。那為什麼現在他對賺錢有興趣了呢？

故事是這樣的─當他在智庫時，中信銀的朋友來找他擔任台彩董事長職，他第一個反應是「不要，不行，怎麼可以擔任賭博公司的董事長」。但朋友來找他三、四次，每次都耐心向他解釋，這不是賭博，這是做慈善的事業。他稍有領悟，這才答應出任此職。

是什麼讓他改變了初衷呢？原來他才知道，台彩每賣出一張彩券100元，其中六十元是支付獎金，其他四十元幾乎都是做公益，這其中27%是給政府，再由政府撥給各縣市政府做與社福相關的經費；另外，賣彩券的人必須是弱勢或身障者才可以銷售彩券，他們可以拿到8%-10%的佣金，全台灣如今核准有二萬多人可以賣彩券；剩下的不到4%，才是台彩的日常營運費用。由於賣彩券是向財政部投標來的，所以無論賺、賠，一年都得將約定的約21億元回饋給財政部。

調整遊戲規則，彌補備償獎金赤字

薛香川原以為進入台彩後，大概沒啥事可做，可以輕鬆過日子。他有個習慣，喜歡把細節搞清楚，就不斷謙虛向主管及同仁請教各種發行彩券的細節，問著問著，他就聽出了問題。他問：「理論上，應該多久彩券才會被中？」同仁說這是根據或然率(probability) 所訂的遊戲，理論上應是兩個月會被中一次。薛香川說：「那就奇怪了，為何上個月被中了兩次？」若被中的次數多，台彩會賠錢的，這是怎麼回事？或是或然率的程式有問題了？同仁說，這是隨機選取，時間拉長就會扯平了。薛香川說，「不，這是有問題的，這就如同在竹科，每賣一顆DRAM就賠一顆，賣的人還很高興，這就不對了。」

彩券有一個「備償獎金」的設計，它就如同是一個獎金水庫，只要有獎項被開出，就從中支付，如果獎項沒被開出，獎金準備就會流入該水庫，如此流入流出，按理論設計，最後應該是均衡的。但薛香川來了後，發現備償獎金因為威力彩的頭獎頻頻開出，以致備償獎金變成負值，而且有繼續惡化的情形，為立即止血，薛香川一面請同仁試著改變開獎時落球的順序，從原來1-49號改為隨意抽號，再按該號起排列順序。另一方面，重新調整威力彩的頭獎，保證獎金由4億至5億降為2 億，為修改程式及測試，準備期需長達三個月。當時台彩的備償獎金已為負16億之多，在備償獎金正常累積下要兩年才能轉為正值；現在經過調整後，六個月就還了差不多。今年(2011)春節還是負的，又借了三億多元加碼來做彩券獎金，但春節的彩券熱潮已大幅彌補赤字，至今年四月底止已為正2.5億元。

希望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一般中獎的人都會捐一部份做公益，」薛香川說，有一次威力彩累積金額達11.2億，為台東一位先生所獨得，他立刻捐了1.2億，每縣市各捐六百萬元，支持貧困學生的學雜費及午餐，可以有上萬人受惠。「這些小錢用在刀口上，我很有成就感。」薛香川說。每縣市平均一年中獎的人捐出來的錢有四億，也許中獎人會指定給某個慈善機構，或是由他自己來主導捐款的事，或是請託台彩來安排，台彩藉由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就用這些捐款做更多善事，譬如預計捐一百輛可以升降的復康巴士給殘障人士，捐款給偏遠地區如花蓮、台東的鄉下地方移動圖書館；今年四月台中一位中獎人捐了兩輛巴士給盲生啟明學校等。

「以前人家都捐救護車，但現在老人多，所以救護車不一定需要，反而是可以升降輪椅的復康巴士受歡迎，我們希望三年捐一百輛。」薛香川說。在台彩工作，除了要努力提升業績外，對於社會各界福利的需要及事務也更多瞭解。

「還有一點，賣彩券的人自己也受惠。」薛香川補充。台中有一位殘障人士把彩券賣的很好，因有這個銷售彩券的機會，他才有錢讓小孩唸書到大學畢業。還有一個原住民女士，本來生意做的很好，但因車禍而殘廢，要照顧母親、妹妹及小孩，申請到殘障賣彩券的資格，台彩幫她找到一個好地方，彩券賣的很好，可以照顧全家。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這個規定，即只有身障人士才能賣彩券，每賣100元，他們就可以分到8元或10元。薛香川笑說，「過去政府發行愛國獎券，若是沒中，大家就會笑說是愛國去了，但今天若是沒中，希望大家說是做公益去了。」

公益彩券一開始由財政部委託富邦銀行在做，中信銀行是第二個接標案的銀行。公益彩券第一年賣了一千億，馬上有衛道之士出來罵，認為有鼓勵全民賭博之嫌，所以彩券的成長很快就下來了。薛香川接掌之後，他倒也不希望彩券的銷售是快速的成長，「只要最適的(Optimal)成長就好，春節時再稍為提高帶動一下氣氛。」

但他強調，「這真的可以做許多公益，也是吸引我之處；我向大家談公益，這讓我很開心，我樂意來推廣台彩的公益形像。有人認為買彩券是賭博，不敢去買，但你以後要改變這種看法，以小錢買了彩券，就是提供我們資源去做公益，若有這樣的認知，就光明正大的去買彩券，並且有自信、有驕傲！」薛香川說。

許多人擔心中獎後的個人隱私，或會被黑道人物釘上，或被其他人追蹤索錢無度，但薛香川說台灣與國外不同，中獎人並不出面，只要打電話來，一旦被確定是中獎的人，約一個時間見面，一切由台彩代理所有中獎事宜，非常隱密，很少人知道是誰中獎。

雖然是做公益，但還是想知道如何容易中獎？薛董事長根據中獎人的統計指示兩個秘訣：一個是要時常買，譬如那位中了11.2億的民眾每一星期買一、兩百元，他是這週在A店買，隔兩天在B店買一、兩百元，結果就中獎。還有就是讓電腦隨機來選號碼，中獎的人較多。有些賣的好的電腦開過兩次大獎，還加上其他頭獎，這家獎券行生意就會特別好，也許因為賣的好，所以買的人多，中獎機率也高。

「我覺得做公益這件事讓我開心，我希望企業界朋友多買彩券，一起來做公益。譬如過年時能買些刮刮樂、彩券等給員工抽獎。花一百元，四十元做公益，何樂不為？」

津津樂道新竹科學園區的成長

薛香川是台灣大學農化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生化營養學博士，曾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生化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又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立大學伯明罕校區做研究助理教授。回國服務後，曾擔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客座專家、企畫考核處處長、生物科技發展處處長、新竹科學園區局長、國科會副主任委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召集人、行政院秘書長兼福建省主席等職。

薛香川從1983年起，在新竹科學園區曾擔任了三年副局長及七年局長，「那裡十年是我最開心的十年，沒政治，是真正的專業在做事。每天與廠商一起，看他們長大，像台積電、聯電等，真是很開心。」他說。

竹科成立於1980年，十三年後，也就是1993年，竹科的全年營業額第一次突破一千億元台幣，只兩年時間，1995年，第二個一千億就出現了。薛香川於1996年回國科會擔任副主委，在他離開竹科之時，竹科營業額已達到九千六百億元。他曾為竹科有一個十年計畫，預計是一兆的營業額，十萬人。2000年時，因為網路的泡沫，營業額下降很多，後來又爬上來，但竹科後來仍是不到十年就提前達到了預定的目標。2010年竹科成立三十年，營業額直逼1.2兆元，就業人數十四萬人，有109家上市/櫃公司。

薛香川的這個十年計畫，他回憶極有可能在1990年就做了這個計畫，因為園區水、電、土地的取得均很久，必須及早規畫。譬如園區的水，當時只有寶山水庫，後來有寶二水庫；電，當時有台電的配合；但取得土地要花更長時間，會遇到抗爭，所以必須要有個十年計畫。

他常與同仁講：「政府要讓廠商要電有電，要水有水，政府就是要把整個基礎設施做好。」在台灣，科學園區是政府辦的，在國外，園區是民間辦的。為何在台灣由政府來辦園區？因為台灣土地稀少且昂貴，取得不易，政府只好用公權力來取得。民間縱然有錢，也不一定投資園區。且屬於基礎建設的部份本來就應該是由政府來做，民間就可以專心做產業的發展。

他說，園區很多公司做起來了，許多公司的主管、創辦人都成了好朋友，像施振榮的Acer在園區由小變大後來搬出去自創園區，也有許多公司起來到大陸去生產了。園區剛開始時是電腦及周邊產業，後來被IC超過去，變成園區最大的產業，包括晶圓廠與IC設計，也只有園區才有IC產業。「現在台灣IC是世界第一。」他說，園區當時也想讓IC包裝(packaging)進來以建立完整的生產鏈，但土地有限，取捨之間只好割愛了。

「政府了不起，竹科的成功就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他說。

薛香川回憶在竹科，那時徵收土地有很多抗爭，有一次他從台北到新竹，在光復路塞車，進不了竹科的大門，就抄小路進入到園區辦公室，他問園區的警察中隊長怎麼回事？中隊長說這些人是為土地的徵收而抗爭的，因為多是老弱婦孺，所以不能使用公權力驅離。薛香川忽然靈機一動，請中隊長對抗爭的民眾說：「你們可以圍竹科管理局大樓，但不可以圍大門。因為你的抗爭是針對園區，若圍大門就是針對園區的廠商，若還圍大門就要使用公權力。」

中隊長去講了，十幾、廿分鐘後，抗爭的群眾推著老舊的耕耘機都來了。大家聚在園區管理局的廣場上，輪流著罵土地徵收的事。新竹縣范振宗縣長也來加入他們的行列批管理局，竹科管理局又買便當、買水，招待群眾，讓他們罵個夠，就走了。竹科的大門就通了。

薛香川覺得長此以往這事不能再發生，就電當時聯電總經理，也是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曹興誠，請他以民間企業的身份做一個廣告，曹興誠馬上坐下寫文章，大意是「圍大門是以廠商做人質」，第二天就刊登在報上了，後來也沒再發生老百姓的爭鬧的事了。「所以，有事就要先去化解。」他更訝異的是曹興誠的文筆之好，立刻出手成章。

後來因為園區的土地需求，還要平衡台灣南北的發展，所以有台南園區的成立。因為從規畫一開始，薛香川就參與，所以他說台南園區比較有他的想法。譬如竹科第一期是彎彎曲曲的，他加入後才規畫第二期及第三期，要求要方方正正的，所以竹科第二期及第三期土地就比較方正些；後來從甘蔗園中建起來的台南園區也就是方方正正的，中間道路的開發也很整齊，是十字形的。

另外，薛香川說他花許多時間管園區的花花草草，而且他希望樹木最好是有顏色、有香味的樹。所以竹科後面幾期土地的花草樹木都是薛香川弄的，特別杜鵑花開的不錯，要吸引人不但來園區談生意搞競爭，也要有著來園區看花的浪漫情懷。因為對園區有這樣的辛勤耕耘，有貢獻、有成果，所以薛香川特別有著成就感。

他更感驕傲的是現在新竹科學園區局長顏宗明、台中科學園區局長楊文科、台南園區的局長陳俊偉，均做的很好，都是當年他當局長時的組長。「當一個主管很重要，要看人、用人、培養人，一般政府官員自顧不暇，那有時間與心思來培養人才呢？」他感嘆著說。

還有，在園區管理局任內時，他對同仁們說：「我們不是管理局，乃應是服務局，廠商若有任何抱怨，我們要站在廠商的那一邊，廠商在發展科技，在創造企業，在創造台灣價值，在創造工作機會，廠商是國家菁英，所以我們要信任他們，尊重他們，若廠商犯了管理局的規則，規勸一兩次，若連續犯三次就不行。」

另外，他也嚴嚴囑咐同仁，廠商若有高層來管理局辦事一定要通知他，由他或由副局長出面處理，由同仁作陪，表達尊重之意。廠商申請入駐園區時，你要假設是自己創業來申請，儘量幫助他們；廠商要增資時，由於是廠商自己的錢，用起來很小心，就不要為難他們，儘量的幫助他們。」

回憶起竹科，有太多美好的故事在那裡發生，「我一生最開心的兩個工作，一個是擔任新竹科學園區局長，及現在的台彩局董事長。」薛香川說，在這兩個工作中，他最能發揮自己，帶來貢獻，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