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一個中國人的海外心路歷程
主講人: 田長霖博士

這是前柏克萊加大田長霖校長於 1992 年發表的演講，在時任駐舊金山文化組主任李振清博士的精心安排及誠懇邀約中，田校長答允為留學生們作這場精彩的演講，助理何士欣小姐將此演講整理成文，美西玉山前理事長龔行憲博士認為這是很能代表「田長霖講座」精神的文章，特提供本刊，以饗會員。

很高興能跟大家談談我個人的一點經驗。剛剛李振清主任介紹時，提到我所歷經的一切都是很順利，我想並不盡然。我是出生在湖北武漢，過去叫漢口，西元1935年出生。大家可以依此算出我的年齡了。

當我五歲時，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日戰爭，我記得念幼稚園時唱的第一首歌是日本歌。當時日本人已佔領了很多大城市，上課時大家排隊唱日本歌，唱得高興的不得了，當時也不懂，到現在我還記得好幾首，不信我還可以唱給你們聽。後來，局勢愈來愈壞，我們就開始逃難，最初逃到重慶，一家人有十幾口。在重慶時，生活非常困難，幾乎沒有辦法。後來我們家又逃到上海，逃到上海的法租界。當時珍珠港事件還沒有發生，法租界還算是法國人的領地，所以比較安定。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後，日本接管租界，那時我就更清楚的知道各方面的情形了。我記得，到了1944年的時候，有所謂的「關東軍」。關東軍到上海後，每一個學生都怕的不得了，每天我都看到我姐姐臉上塗的黑黑的，還在臉上貼著橡皮膏藥，我問怎麼回事？她說一定要這樣，否則走在外面路上會有危險，會出事，當然這些對我的心理上都會有影響。

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已經快小學畢業了，那一段時候又比較安定些。直到1949年國共戰爭，我記得很清楚，是一個星期天的早上九點鐘，父親接到電話，說共產黨已到了深郡，還有二十幾英里的路就要到上海了，當時父親是上海市財政局長，也是上海市立銀行董事長，當然第一個要逃。他說：「全家什麼東西也不要帶，馬上到機場去」，當時是龍華機場。就像西貢淪陷時一般，能全家人都有位置就不容易了。後來，總算全家都逃出來了；一樣東西也沒有帶。

到臺灣，我們住在連雲街十七號，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房子，只有十七個半榻榻米的小房子，還是我姐夫的公家宿舍。全家十二、三口人住在裡面。當時我還小，每天都很興奮，全家大小十幾個人打地鋪，睡在一個房子裡，好像相當熱鬧。後來，我發現父親半夜裡都坐著那裡不睡覺，我就問他。他說：「我實在睡不著，年紀這麼大了，到現在為止，不但吃飯有問題，連我的小孩都不能上學校」。這一席話就教育了我；他沒想到別的，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不能送他的小孩上學校。因為我有八個弟兄姐妹，雖然那時上中、小學都不要花什麼錢，但是至少還需要買書、制服等，還是要花一些錢，這仍是一個大問題。

記得，那時候我去考插班生，因為離開上海時，沒有帶成績單，也沒有完成高一的課程，就得去考插班，所以必需要有個同等學歷。因為那時還很亂，那時候也沒有聯招。我就去報考建國中學；一共有七百多人報考高二上的秋季插班生，只錄取九名。考完後，我自己覺得考的很差，所以不願意去看放榜，如果要去看放榜，還要騎腳踏車去南海路，還蠻有一段距離的，而且我的腳踏車，還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腳踏車，所以不願意去看榜。於是我就又去報考成功中學，因為我想建中沒希望了。當年師大附中和成功中學是同一天考試，因為我住在連雲街，離成功中學比較近一點，雖然兩校都是要走路，所以我就考成功中學。第一天考的時候，碰到我在上海中學的同班同學「劉述先」( 現任香港大學教授) 。他一眼看到我就大叫，說:「田長霖，你怎麼搞的？你怎麼考上了建中，又跑來考成功中學呢？」，我真是很尷尬。不過，我又想，不得不去看看，所以在第一天考完，就去建中看看放榜，我到了那裡一定很緊張，看了好幾遍，都沒有找到我的名字，我就想不可能的嘛。就在這時候，旁邊又有一個人說：「田長霖，你的名字就在上面。」，我說：「在那裡啊?」

就這樣我進了建國中學。

後來高中畢業，接著要考大學。其實，當時臺灣在1949年的五十年代，大學很難進去，出來也很難。當時尚未有聯考，我去考臺大、師範學院、臺中農學院；臺中農學院正好與師範學院衝突，同一天考；臺大我則考的一蹋糊塗，所以我就再考師範學院。師範學院我倒是考的不錯─理化系。臺大那時尚未放榜，所以我又去考臺中農學院；後來臺大放榜，我考上了機械工程系，就進了臺大。師範學院很有意思，因為現在都在談論聯考問題，理化系只取四十名，備取卻取了一百零九名，因為幾乎師大正取的學生，大概也會考取臺大，但是後來無論正取或備取，去師範學院理化系念的只有十九名。

進了臺大之後的生活真是很好過，就是用不著念書了。我記得是天天打球，每天打五、六個小時的籃球；接著就是看電影。我是電影專家，談電影明星、編劇、導演、作曲、攝影等，只要談電影，我是拿第一；功課倒是馬馬虎虎，不過也還拿書卷獎就是了。

在臺大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那時是窮學生，尤其父親在我大一時去世，家境又變的不太好，所以自己為了找零用錢，就去當家教。這件事對我一生有很重大的影響。相信已有很多人聽說過，我的太座就是我從前家教的學生~劉棣華女士。不過在做家教的時候，從來沒有跟她出去約會，而且也不敢，不過卻一直在籌劃。家教結束後，她考上了淡江英專；那時我才開始寄張聖誕卡或常到西門町衡陽路去等候。總是在萬國、大世界戲院附近我們碰面，這樣我們才開始更接近，這對我一生實在是很重要的變化。直到大學畢業後，我就去當預備軍官，是預訓班第四期，到鳳山，這也很有意思，機械系的畢業生有些被派到海軍去。

我第一天報到時就到操場上點名，結果我們班上機械系同班同學都被派到空軍。當時想，若去了空軍就不得了了，比起陸軍尤其是基本訓練稍微要好一點。然而陸軍官校很厲害，他們先把幾位班上會打籃球的名字劃掉，等空軍來接收的時候，就沒有這些名字了，我們也就留下來與陸軍官校打籃球。這也不錯，接受籃球訓練可以不必出操，但要勤練球技。

參加陸軍中籃球隊，唯一需要的是身體一定要硬朗，要準，要威。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在打球時，我扭傷了腳，但不准下場來，因為每次打球賽最重要的是當場一定要贏，不贏不行，腳就在那時候扭傷了。不過當時已申請來美國留學，也就不太再注意了，他們說可以開刀，我說算了。到美國去，我這五呎六吋是沒有希望再打籃球了。

在那個時候，我家境很苦；我申請了十幾所美國學校，唯一的條件就是要能得到全部的獎學金。那時我對國外的了解不多，唯一給我獎學金的是位於Kentucky州，Louisville郡的路易斯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昨天還有人問我：「為什麼到路易斯維爾?」，其實那所大學是很好的學校，雖然學校給我全部的獎學金，但我仍想省錢。美國在1956年的情況與現在完全不同，而且是黑白完全分開，尤其在南部。

我搭乘民航隊第一架包機，從臺灣飛往美國，是螺旋槳的飛機；36小時的飛行，當中一定要停留關島、安克拉治，然後進入西雅圖。因為是第一次包機飛往美國，包機單位不清楚航空法規，沒有通知美國的大陸防空單位，於是就有美國的軍機飛上來要攔截，並準備要打我們的飛機。還好當時像飛彈等設備仍不好，我們逃過一劫。要不然，那架飛機上搭乘的都是現在事業上都很不錯的同學；我想那次要是打下來，可不得了。當天天氣很好，看得很清楚；美方飛機看到中華民國國徽時，才通過雷達，護送我們降落。

抵達美國大陸後，我沒有轉搭其他飛機；為了省錢，就搭乘灰狗巴士，也不住旅館，乾脆一路在車上睡覺。巴士到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 Kentucky)需要兩天多，一從車上下來，我呆掉了，因為到處寫著「White Only」或「Colors」；無論是喝水的地方、吃東西的地方、洗手間等，都是這樣寫著。一下子我不知該進那一邊，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就只好去問，人們都說：「你可以進White only」。這對我的印象很深。因為他們認為你是外國學生，甚至非洲來的黑人，都可以進白人的地方。

曾經又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車，一上去發現黑人坐在後面，白人坐在前面，待問清楚才知道我可以坐在前面。後來，我就有一年都沒有坐過公共汽車，每天走路，從校園繞到市中心要一個多小時，另方面也是為了省車票的五分錢。

那段時間也很有意思，我總覺得自己很慶幸；因為如果我一來就上很好的學校，那我可能會像很多人一樣，來不及有適應的過程。我同班就有好幾位前幾名的同學，就是去了最好的學校，結果都被 Flunked out，想再回去都很難了，所以路易斯維爾(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給我一個緩衝的機會，讓我學到很多的東西。而且那一年陳履安(現在的國防部長)也在這學校，他高中畢業，念大學部一年級，我是研究所一年級。一年後，他就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我則去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在路易思維爾，我記得也有很辛苦的情況。那時我一個月只有五十塊錢的生活費，包括吃、住等全部在內；當時我全部的薪水是一百一十元，扣除稅後只剩九十幾塊，但每過月還要寄二十五塊錢回家，表示在美國過的很好，還有餘錢寄回家，其實自己是過得苦的不得了。譬如：學校的Cafeteria應該是最便宜的地方，我一年也只吃過兩次，其中一次還是跟陳履安他們一起，不好意思不去。還好附近離十條街不遠處就是黑人區，噢！那裡吃的東西真便宜，可能人家會覺得害怕，但是我們這種窮學生不怕，所以每天晚上就去黑人區吃晚飯，四毛五分錢全雞餐，還有沙拉。中午，大部份都是帶點罐頭在實驗室裡吃，所以我現在絕不吃罐頭肉。

當時很多教授都很好，但是1950年代 Dr."#000000">

(我說：「Professor, please don’t call me “Chinaman”」)

他說：「有什麼不對嗎?我已經叫你三個月了。」

(他說：「Is there anything wrong? I have called you that for three months.」)

我說：「No，我現在知道了，This is very insulting。」

(我說：「No. But I know now that this is very insulting。」)

他說：「Why？」

我說：「I have my name, you can call my name。」

他說：「What should I call you?」

我說：「You can call me “Chang or Lin.”」

因為要他記得兩個字就更難了，

他說：「How can I remember all such as Chang-Ding-Dong? I cannot remember these total name.」

他盡說些非常侮辱性的話。

我說：「如果你不能記得，就請你不要叫我，但是你絕不能叫我Chinaman。」

後來，我在路易斯維爾(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十二個月中，有九個月他沒叫過我，每次他就叫：「Hi, Come on.」，所以我有點痛苦。尤其我帶實驗的時候，現在講起來很多同學都沒有經歷過，任何時候學生或儀器出了差錯，他就大吼，開頭他叫：「Chinaman!」，後來他叫：「Sucker, you sucker,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are foreign.」。

最使我傷心的，就是那一次讓我到美國來後，我痛哭的一場。晚上我寫信給我的女朋友訴說，因那一次，他叫我帶實驗，叫我到高處去關一個Steamer 的活塞，是垂直的，我就爬上去把活塞turn off。下來的時候滑了一跤，我怕摔下來，因為蠻高的，順手我就抓了一個東西，卻是一個400熱度的Steamer。我抓上去整個手上的皮就全部掉下來，還有血，但是我下來時把手放在口袋裡，心想不能告訴他，若告訴他，他非但不同情，還會說：「Sucker，你如何能去抓一個火熱的東西呢？」。

所以，下來後，我就在發抖、痛、出汗，全身抖的不得了，可是又不能離開；結果還好，因為我知道教授帶實驗時，都是先講解一下，就由我負責來帶，他講了有十五分鐘之後就走了，我就跟學生說：「I have to go to the first aid.」，我跟學生都處得很好，就趕快去把手纏起來。那天晚上，我除了寫信外，就是大哭一場。

有很多這種經驗，有時這經驗也會得到好處，現在我常常要去處理很多棘手的問題，我就會提到：「我們不要忘記，三十六年來，美國在這方面的進步，真是有天壤之別! 」。

如果你把三十幾年前美國南部跟現在比較，真是不得了，這是很了不起的進步。我們不該忘記，應該有Respect，當然對任何不平等待遇，我們要爭取，但也不要忘了，爭取時要從正面、建設性的方法。就像臺灣的政治，在國會裡面打來打去，並不見得是正面性或建設性的，雖然有很多地方一定要改，但是一定要從正面性和建設性方面去改革。

當我就讀路易斯維爾之初，我說我要學紡織工程，因為五十年代臺灣的紡織業真不得了；很賺錢!所以來美國我要學紡織，因為想最多兩、三年就可回臺灣了。當時我就與我的Advisor討論，但他說：「美國已經沒有紡織工程了，除了South Carolina 或Georgia州的兩、三個學校。再說，既使唸了紡織，將來也找不到事，那你就只有回臺灣。」

我聽了就很氣。他問：「你可不可唸別的?」

我就說：「要念汽車工程」，因為臺灣那時汽車工業剛剛起步，當時是腳踏車上面放個小馬達，過癮的不得了。哪位同學如果有一部的話，每一位女同學都要另眼看待的，所以我想念汽車工程。結果他說：「美國已經沒有汽車工業這一行了，大概除了General Motor Institute.」。我說：「那不行，美國是黃金之國，應該有everything，我一定要念一個喜歡的。」他問：「你有沒有third choice?」我說：「That’s my last choice—Air condition。」，因為剛從上海到臺灣時，覺得真是很熱，心想Air condition將來在臺灣一定銷路好。他說：「我們沒有Air condition。」，我說：「那不行，我非念不可。」

後來我們折衷了一下，就是我的論文是空調—Room air condition noise，這是很好的題目，我也作的很好。但過了半年，我發現在美國要吃飯，這樣子不行，恐怕要改行。

於是我就開始申請第一流的大學。我當時覺得很難從路易斯維爾一下子申請到普林斯敦、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然而，我雖然吃了很多苦頭，但也有很多運氣。正好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系主任是南方人，鄉土觀念很重，就像中國人一樣，他永遠想要有肯塔基的人到他系上；就這樣，我進了Princeton University。

我在路易斯維爾一年就拿了碩士。在到拿碩士前，我選了很多課，最主要的一位教授就沒有碩士學位，我卻是跟他在念碩士，這是1950年代的事。但他是麻省理工的學士，所以他可以到南方的學校教碩士班。當我去提出我的論文時，看到我們的秘書在打這位教授的論文，結果我主要的教授比我還晚拿碩士，他現在還在U.S. Naval Post Graduate School當教授，是一位很不錯的教授。

後來我就進入Princeton University。初入Princeton 時，我就認為我在路易斯維爾拿到碩士，在中國人來講，博士是狀元，碩士至少是個進士嘛!所以我自以為是很不錯的。

去見我的教授時，第一個他就問我：「你念了什麼課啊?」，又問：「你念了什麼書啊?」，我都照實回答，他說：「No, No, No, you are wrong, you are wrong，不可能，不可能」，我當時也很機警，馬上就曉得不對勁，後來我才知道，我念碩士的教科書是Princeton 三年級的教科書，而且比我念的還深，後來頭三個月，我在Princeton一句話不講，免得露自己的底。每次參加討論，我都聽不懂他們講的話，因為那些人都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我就天天作筆記，記下來就回到圖書館去查，查好了覺得很高興。第二次去又是新的東西；如此掙扎了三個月才能夠跟得上。那時真是很用功，一天大概就唸十七，八個鐘點，吃飯時也在念書；專心對我有很大幫助。

到Princeton那時，我也要省錢。還有，那時想結婚，天天寫情書，想結婚一定要先念完書，所以我跑去見Princeton的校董，校長說我是他們有史以來念的最快的，二十個月我就拿了Princeton的碩士及博士，其中要經過筆試、口試，還要考兩個外語考試—德文和法文，然後還要寫論文，外加一個論文的口試。二十個月，有時候，如果有一個決心—想要結婚，你就有很大的誘因。You do everything you can. 愛情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很簡單的。

舉我在Princeton的一些小故事來說吧。那時為了要省錢，若在外面洗衣服要八毛五，但如到一哩半外的研究學院的自動洗衣間，只要三毛五分，相差五毛錢，對我而言是很大的錢。我又想白天拿個箱子到研究院去洗衣服很難看，所以我就半夜裡(因為那時候我都念書到三、四點，才回自己的房間睡覺，所以有時就早一些，在三點鐘離開)把箱子裝滿臭衣服就去洗。洗了兩次還好，結果有一天，當半夜裡洗完走回去時，警車就跟著開來，並問我：「What’s going on?」，我告訴警察剛洗完衣服，他們懷疑我拿個大箱子偷東西，我說：「No, 全是髒衣服剛洗過。」，打開來看還有味道，就過關了。

還有一項問題，那就是住家。住房子要住最便宜的。經過了許多這一類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艱辛、難忘的海外求學之心路歷程。

你們一定以為二十個月拿到碩士、博士很了不起。其實，我是吃足了苦頭，才達到這項目標的。其中最重要的苦頭，就是我去考口試，當然一方面我希望唸得很快，另一方面，因在Princeton只要自己覺得準備好了就可以考，所以我就去試。考前我向一位教授Prof. Drake(以前是柏克萊的教授)請教，是否要準備有關Radiation的資料? 由於那時候沒有一本書是有關這方面的，而且研究院也沒有這個課程。所以那個教授就說:「Well，我已經教了你很多，輻射你可以用不著怎麼去念。」。後來，我按照他的說法，看了一些書，就去考試。考試委員中一共有五位教授；好在那時我的英文很差，所以當你答不出來時，人家會以為可能是你的語言溝通不習慣，不能表達意思。不巧，我碰到一位教授，他是美國航空之父的學生，他帶了十個問題，寫在紙上，第一個問題就是Radiation，我答不出來，我當時想我這一生都完了，我說:「我答不出來，我都沒有念。」，我又看向另一位教授Dr. Drake，他的臉色很尷尬，因為是他叫我不要念的，但又不能當面說。因為考試的基本前提是要prepare everything，所以我說我答不出來，就請問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又來一個Radiation，我說：「Professor, I really didn’t read much on radiation, that’s my fault. Please ask me something else on other subject.」，他又接著問了第三個問題還是Radiation，我以為是我的英文不好，他聽不懂。我又說:「Professor, please ask me some other question, I really didn’t prepare for radiation.」，他說：「Question No. 4....」，又是一個Radiation，我說完了，我以為他的耳朵不好，叫了半天，我說不行。他繼續說: Question No.5, No.6,...一直到No.10。我站在那裡呆掉了，還好沒有暈倒。後來，他們就繼續考試，考完了討論。我想，這怎麼行？十個問題，一個也答不出來。好在是因為Dr. Drake教授叫我不要念Radiation的，所以他一定要幫我的忙，這都是運氣。當然Prof. Drake是很有經驗的，他說:「Chang-lin Tien is excellent, but I just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today? I’m so disappointed, just incredible, there must be some other special reason. What we all know is that he is great, with challenging personality. We should not flunk him. (他是很不錯的，很有挑戰性的，我們不能當掉他。)」

講了半天，他們說：既然主要的教授，還有我的一位指導教授—中國教授蘇紹禮博士(他的弟弟就是民運的蘇紹之)都支持我，所以無論如何不能把我當掉。所以就折衷的說：「你今天的表現實在是太失常，但是因為你才來一年就參加考試，也許你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我們不願打擊你的信心，所以讓你有條件的通過—就是以後還要再來一個口試。」

那時候我心裡真是氣的不得了，我想你們要當就乾脆把我當掉，什麼又是有條件的。

那個時候Princeton博士口試還要給成績，今天我很坦白講，他們給我C。大家都知道研究所課程得個C，就等於被當掉。我現在很不願意讓別人看我的成績單。他們給了我一個C，我當時氣的不得了，就決定以後絕對不要作Radiation，這是我一生的大恥辱。結果我就開始加油，人家說：你要有表現的話，就要作研究報告。而且那時還不能跟教授一起作，因為要表現你個人獨立能力。所以我就日夜思考如何寫文章，結果在六個月內寫了兩篇。被學術期刊接受後，他們告訴我可以開始作研究了，就這樣我拿到博士。

在Princeton拿了博士學位後，我開始申請學校。當時在東部說西部是Wild, Wild West，尤其是常春藤到現在還有這個想法。常春藤學校還有其他學校都有給我教席，所以我想留在東部，但是我的指導教授是柏克萊的博士，要我一定去柏克萊。當時是一九五九年，我氣的不得了，我說:「柏克萊給我的是Acting Assistant Professor，而布朗大學給我的是Associate Professor，薪水還比柏克萊高25%，所以我不要去柏克萊。結果那位教授說：「你不去，就永遠不要認我作教授。」，其實他是開玩笑的，但那時剛從臺灣來，年紀又小，把人家玩笑幽默當成認真。尤其我們中國傳統是尊師重道嘛，我不去柏克萊，他就不理我，那我的一生就完了，我只好去柏克萊。

從Princeton畢業後那段時間，還有很多怪事。我們在紐約結婚之後，我因為不知道在美國暑假還要工作，我想我已經拿到博士了，在那時就不得了了。所以我們就開始蜜月旅行，從紐約一直開車經過黃石公園、拉斯維加斯等地，整個暑假沒作事。後來人家要我填履歷表時，那整個暑假空白，在美國如有一段空白，人家會覺得不對勁。

到了柏克萊後，我們就去見系主任，他說：「你現在有什麼研究計畫? 」，我回答後，那位教授說：「我們請你來是作Radiation。」，我想完了，我這一生都完了。我那時已決定不作Radiation了，結果他說：「你來只要作Radiation，這是很重要的。」，當時那位Dr. Drake教授於事後告訴我：「那位教授為什麼要問十個問題，是要讓你印象深刻，使你難過，但你要記得Radiation 將來會是一個大發展方向。」

所以來到柏克萊後，我就照著那位教授說的，一定是第一個去作。現在我自己的整個研究，如果說有一點成績，可能就是在Radiation方面；同時也可以說在世界上的Radiation方面有點成績的。所以那位教授現在看到我，仍舊說：「如果當時不那樣的話，你怎樣會成為世界權威!」，這也可以說全是他的功勞。

剛到柏克萊的頭兩個月，沒有人跟我談話，我也弄不清楚美國的情形。尤其中國士大夫觀念，拿了博士就不得了，就是狀元一樣了，所以我很高興。

每天早晨九點多鐘(因為那時我們才剛結婚，才從蜜月旅行回來)開車到辦公室，然後十點鐘去講一堂課，十一點下課，十一點半就回家吃飯，睡個午覺，兩點鐘再回辦公室作一下準備；四、五點時就回家。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兩個都不知道怎麼燒飯，所以每天都在外面吃飯。然後都很喜歡看電影，每天看電影。一直到聖誕節前收到系主任的一個通知：「你這六個月(其實不到六個月，我的工作是從七月一日開始的)發表了多少文章? 有多少文章正在審核? 有多少文章正在構思? 」，我想糟了!一篇都沒有。那分通知真把我一生都毀了，從那時起就沒有好日子過，開始寫文章、作研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教書。

我今天要講的也是一個人生的經驗，經常要將你的disadvantage 變成你的advantage。為什麼呢? 我那時教書，英文很差的，現在我的英文還是很差，有很多口音。但也不要擔心，不要害怕和外國人交往。那時還有很多詞彙不行，又要教課，有很多的問題。所以我就把要教的內容、要說的話，一定作好筆記，還有組織、系統、邏輯等全部弄得非常清楚；同時還要有黑板的功夫，黑板字的大小、深淺、位置等全部。我每天講一個鐘頭，可能要準備七、八個鐘頭。怎樣才能溝通得最好？這個很重要，因為那時我講課，他們聽不大懂，但是學生又不敢告訴我。現在的學生比較厲害(從一九六四年起學生都比較厲害) 。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那個年代，學生都不太敢講話。當然有好多學生(其中有兩位麻省理工學院的講座教授是我的學生) 現在才敢告訴我：「我們那時選你的課，根本只聽得懂百分之二十。真聽不懂，很難懂，但你的筆記真是好清楚，還有你的組織，使我們都覺得另外的百分之四十我們沒懂的，一定還有什麼very interesting, even make that hardly to find what’s the less of 40%，所以就turnaround，把自己的disadvantage 變成advantage。」但是他當然客氣啦!他現在是講座教授。所以兩年後，我就被選為「最佳教授教學獎」，直到現在我還是Berkeley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者。

因此有很多地方我們不要害怕，要有do your very best 的毅力。很多時候，你的disadvantage 會變成你的advantage。

後來我在Berkeley從副教授升到正教授，又變成系主任，你們大概以為我作系主任一定高高在上，很順利地升上去。其實，我被他們Fail pass 好幾次。今天我要跟各位坦白講，因為確是有種族歧見，並不是歧視。另外，就是一種種族間的不了解，他們總認為中國人不能擔負行政，不能作管理，尤其是在美國，中國人不能管美國人；這是他們下意識的心態。所以院長出缺時，可能我應該當院長的，卻沒有被升為院長。後來Asia American的力量愈來愈大了，他們認為應該點綴一下，至少要有一位Asian上來，就這樣我做了副校長，接著又變成執行副校長。最後，我再回來獲選為校長。其中過程，真有很多的問題；但是亞裔也並不見得是really a disadvantage，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disadvantage變成你的advantage。

今天沒有特別的準備，隨便拉拉雜雜的講一點我在海外求學、教學、研究與擔任學術行政工作的心路歷程。我謹將這些經驗總括歸納成幾點：

第一、就是我們不要常常覺得處在一個disadvantage的situation中。很多 disadvantage position會轉變成你的advantage position。我們要常記住這一點。比如說，我在在遴選為校長的口試時，他們問我：「現在作校長募款是一項大任務，坦白說，你們亞裔恐怕很難打入美國最有錢的第一流社會。現在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真正的第一流社會，中國人很少，或沒有打進去。打不進去你怎麼募款?我們學校一年要募款一億多美金，我們真很擔憂。」

我說：「這是一個disadvantage，但它可以變成advantage。現在亞裔的力量愈來愈大，在加州的矽谷、New World等地，如果你請一個白人，沒辦法打進去，我可以打進去。美國的一流社會，如果我作了校長也可以慢慢打進去。但是如果你請了一位白人，恐怕好幾十年沒辦法打入真正的亞裔社會，而且話又講不通。因此，這反而是我的優點，況且現在的東南亞是世界的New World集中的地方，我可以打進去，別人就打不進去了。」

他們一聽，可以!可以給你一個race。

剛剛我講過的teaching 是真的disadvantage，卻可以turnaround變成advantage。如此別人會更appreciate。

第二、我要談的是在美國的生活。不論是在美國或臺灣，他們總認為只要是亞裔就不太熱心公益(public activities) 。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改善。這也是我為什麼後來能作副校長、校長，主要是我當教授時，參加很多學校的活動，因為從前喜歡看電影、打籃球，愛調皮搗蛋，也就喜歡參加各種活動，而且在校園裡參加許多教授的活動，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他們覺得我這個中國人還可以信任的過；最怕的是從來不交往、信任不過。

第二代是中國家庭最大的問題，譬如：我有三個小孩，一個兒子，二個女兒。我跟他們說：「將來你若跟中國人在一起，要像中國人；若跟美國人在一起，要像美國人。」

有的人是中國人在一起，是中國人；跟美國人在一起，還是中國人；這就沒有辦法溝通。還有一種人，是跟中國人在一起，看起來是美國人；跟美國人在一起，他又是中國人了，這也不行。永遠要記得，最重要是溝通，跟中國人在一起時，你就是中國人，無論心態、想法都是如此。跟美國人在一起時，你就是美國人，你可以和他們打成一片；同時中國人、美國人的活動都要參加。這樣才可以真正打入美國社會，我相信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如此。

第三、我要談的是家庭的重要。當然我的一生當中，太座、子女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家庭的和諧與支持，對你的事業恐怕是最基本的，也最重要。

我很誠懇的說，自己真是很幸運，當然是吃過苦頭，但是也有很多機運，我實在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我認為現在臺灣來的優秀學生，真是好的不得了。尤其現在要進UC, Berkeley之難，實在是難如上青天，若當年他們進的來，我一定進不去。很多時候除了機運，最主要的還是這幾個原則：

怎樣將disadvantage 轉變成advantage；

怎樣儘量參加各種活動，與人打成一片；

怎樣使家庭和諧，包括父母在內。

我想能將這些達成，就會很成功了，我自己還不算成功，就與各位切磋到此，謝謝大家。

(講於「美國西北地區及加拿大西部地區中華民國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民國81年3月27日於美國加州舊金山;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