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代價與文明的嚮往
高希均教授在玉山小聚演講「文明的代價」
文：郭奕芃、謝巧玲、邱祥兒、邱家瑜、蔡誠中
演講開場：
劉會長、黃董事長、李副理事長、來自香港及深圳的朋友們、台灣玉山的朋友們：
我送大家一個禮，將會把九十分鐘的演講濃縮為六十分鐘，並且在這六十分鐘中，我只講四十五分鐘，留十五分鐘讓大家發問。
我真正要講的題目是：「民主的代價與文明的嚮往」。台灣的現象，顯示我們雖然付出很多政治的代價，文明的嚮往還沒做到，怎麼樣結合「民主」與「文明」，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記得二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封文情並茂的信，信上說：「我現在政治大學教書，想請您到我們班上跟同學做一個演講。」署名是「紀珠」。李紀珠是當時政大年輕、有才華、也是台灣最年輕的博士。見到她時，除了經濟專業外，她的口才、風度，都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她在政大當副教授，現在她已是台灣銀行董事長。我13歲從大陸到台灣，當時鈔票就是台灣銀行印的。紀珠憑自己本事憑才華，擔任這個職位，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社會的公平與進步。
文明的定義
我念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最嚮往的兩件事：一個是和平，另一個就是文明。為什麼是和平？我出生在南京的第二年，發生中日抗戰，南京大屠殺，我在南京大屠殺三個月之前離開了。今年2014年是盧溝橋七七事變的七十七年，同時也是南京大屠殺的七十七週年。我們準備了一本書會在7月7日出版，邀請海內外十多位專家學者來撰述他們的故事。生在中日戰爭中，所以特別嚮往和平。
到了台灣，很幸運又到美國去念書。去美國念書的那年(1959)，台灣就像中國大陸大概1980年代，和美國相比非常落後。一個大學畢業生薪水新台幣800塊錢，而當時新台幣與美金比是40:1，也就是說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是20塊美金。我坐了學生包機到美國，24小時之後，從一個貧窮落後農村社會的台灣，到全世界最富強康樂的國家。我住在當地的接待家庭，和一位老太太同住，她的先生是一位很有家世的律師。我在眷村長大，眷村有2,000多戶，在我離開的時候，很少有人有腳踏車或電話，如果有風扇或收音機，是不得了的事。老太太為我準備的房間，裡面有地毯和黑白電視(台灣那時沒有電視)，居然還有電話(可是沒人可以打)。
1980年代，台灣成了四小龍之一。現在我們每人所得平均是美金21,000元，但覺得經濟很悶。如同國發會管中閔主委講的，我們已經在四小龍之外了，而另外三個小龍比我們成長的快很多，但台灣物價相對穩定，所以拿PPP折算的話，是42,000美元。這樣折算後的42,000美元就超過日本、法國、英國，大學生抱怨22K，甚至有人說是國家的恥辱。但我認為，如果我是一個年輕人拿22K，是我個人的恥辱，怎麼可能一個畢業生只賺22,000元？當然有機會賺32,000元、42,000元，是因為自己能力差，才只有22,000元。
文明社會的要素
文明是由幾個要素組成：一、現代化的生活水準，二、深厚的文化，三、產業的高度科技水準，四、文明社會應有的民主、公平、正義與分享，五、永續發展，六、全社會的共識。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是文明社會，台灣的社會是否接近這些指標呢？有些台灣已經有了，但距離我心中真正的文明社會，仍有一段距離。
今天與全球來比，台灣國民所得一年是21,000美元，在全球排名25上下。如果把文明水準程度列個表，在A或A-，應是北歐、瑞士、美國、西歐、澳洲；台灣大概是介於B-和C+之間。
把文明的內容再簡單一點地說，大概就有三個關鍵的因素：Humanity、Science、Democracy。Humanity就是人文，包括哲學、文藝、詩歌、宗教、建築、音樂、舞蹈，如果我們看歐洲的文藝復興，有非常偉大的教堂、非常偉大的博物館、非常偉大的音樂家、非常偉大的大學、非常偉大的競技場…，所以文明是要有硬體的，文化則不一定，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不能夠進入「A」。如果今天有幾位市長在座的話，他們這方面的建設是不夠的，我們沒有地標性的建設、沒有偉大的公共建設。而今日的大陸是有的，儘管他們的高鐵有大量的貪污，可是全世界很少在這麼短的時間能夠把公共建設提升到這樣水準，這個是文明的基礎。
想想看18~20世紀，西方社會產生了物理、化學、幾何、天文，我們說是文明古國，因為我們祖先有過火藥，但是沒有變成洲際飛彈；我們也有印刷術，但中國人也不是一個非常愛讀書的民族；我們發明了指南針，但我們中華民族也常常迷失方向。所以只能講我們是「文明古國」。我們嚮往的是擁有人文、科學與民主的文明社會，中國大陸在硬體做的很成功，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化」是什麼？
講到「文化」，大家都很熟悉，但「文化」究竟是什麼呢？我覺得余秋雨教授說得最好，他說：「我曾經收集過文化的定義有220條以上，但我現在給的定義沒有超過30個字『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經過了累積與淘汰，形成一個集體人格。』」。我能體會「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但什麼是集體人格？原來他真正講的是公民性格，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最後是以公民的性格呈現出來。文化是文明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文化是強調抽象、無形、精神面，而文明則是除了文明之外，一定包括非常強的組織建設，要有工程師、科學、要蓋大的橋、大的鐵路、大的機場。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在1949年離開大陸，39年後，1988年回到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就如1970、1980年代的台灣，相當的落後，人類的歷史上絕對沒有想到30年時間不到，變成今天一個這麼大的世界經濟體。
我們學經濟的人看台灣和大陸的經濟競賽，誠實的說，就是比賽已經結束了。今天的台灣在四小龍中要怎麼定義自己呢？我自我解嘲一下，台灣現在是「三小龍，加一隻青蛙」，青蛙在溫水裡頭很舒服，這叫「小確幸」。台灣今日的情況經濟很悶，衰退，如何振興？那中國大陸是什麼樣子呢？你可以想當年李登輝先生擔任我們總統的時候，他曾經說過中國的崩潰論、中國的威脅論、可是從來沒說過中國會和平崛起，所以在他任內有「戒急用忍」；到阿扁當總統又有「一邊一國」，形成鎖國的型態。1990年代初期到2008年馬總統當選，有將近15年的時間。當蔣經國先生擔任威權時代總統時，經濟成長的平均是9.0，這個紀錄是很高的。經國先生1989年1月13日過世後，李登輝做了將近12年的總統，然後阿扁做了兩任8年，馬先生做了4年。經國先生過世後，台灣有25年的時間台灣是走向民主政治，特別是在1996年之後民選總統，所以這個25年的成長力一算的話是5.6%，民主化以後大約掉了3.6個百分點，幾乎40％。
民主的代價是經濟成長下降
今天這個題目應該是說，民主的代價就是讓經濟成長下降，這個代價絕對值得，民主一定要有個學習的過程，但不能讓它繼續下降。1990年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說台灣是「亂中有序」的社會，大家走出去，很安全，社會有秩序。看到世界的局勢，我們應該很好，但是沒有，為什麼？民主是個trade-off，它本身就是give and take，是妥協，是拖延，是挑戰，是反對。我們的行政院長、總統所要的法案，在立法院裡常常遭受或者否決，或者擱置。就像今天的美國，可是美國有200多年的民主基礎，國民所得到了那麼高的程度才出現我們今天的政治困局，而我們的民主從一開始就陷入困境，所以經濟成長就一路下降。
我昨天在一篇文章中就說，為什麼過去三個總統沒有把經濟搞好？並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優秀能幹的財經首長跟行政院長，不缺能幹的首長，也不缺經濟學的顧問，而是這三位總統都有他們的政治信念跟從政風格限制。政治信念我講得很客氣，鎖國心態、一邊一國、戒急用忍、不跟大陸往來，這就是頭二位總統的政治信念。另外一個馬總統的政治信念是開放的、走出去的，願跟大陸對談的，可是他的從政性格上面不給「恩」與缺少「威」，比較辛苦一點。
我現在要回頭講一下文明，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台北市的選民，希望市長候選人，不管是張三或李四，還得要告訴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四年中給市民一個建設藍圖，怎麼樣能夠把它變成一個現代的文明都市？為什麼大陸的朋友到了台北，覺得好好玩，回到旅館之後真的想這個城市，這個城市像大陸蘇州、無錫吧？我們很驕傲的說，台灣的最美的風景是人，因為他看不到什麼嘛！的確，我們台灣的人很誠實，我們很熱心，我們很有愛心，我們互助，如果台灣真的都這樣子，為什麼政治搞成這個樣子？為什麼經濟問題很多？為什麼投資也很差？對大陸留學生也不太友善。
台灣的開放不夠
有人說工資太低是國恥，其實「陸生三法」才是台灣的國恥，台灣有非常強力的保護主義，我們以為我們很open，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我說一下陸生三法，我們當然希望大陸的同學可以來台灣念書，台灣的同學可以到大陸念書，我們學生到大陸念書限制不多，大陸學生到台灣念書卻有限制：第一個限制，你來不可以拿獎學金；第二個限制，你來暑假不能打工；第三個限制，你畢業之後不能工作，馬上要回去，在座包含劉院長在內、包含我在內，當年我們去美加念書，如果他們給我們這三個條件的話，我們根本不可能出去，我們都是靠獎學金過來的，學業結束之後可以留下來工作，所以我說，美國是了不起的文明社會，它把人看成人，把外人也看成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是你是大陸人、你是外省人、你是本省人，分得一清二楚，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是嗎？有些人還是帶著有色眼鏡；如果是「色盲」，就更健康。
歐巴馬，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被選上總統，他為什麼會得和平獎，他剛剛選上什麼事都沒有做，怎麼會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他？有個說法是，諾貝爾將這個獎給所有投票給歐巴馬的人，包括黑人、白人，是這些人的民主素養，選了一個黑人成為美國總統。歐巴馬當了四年總統，有多少人跟他建議，「你當選第二任總統，你的priority agenda是什麼？」。他當選了第二任美國總統到國會演講，指出第一個優先法案就是要把美國的移民法案更開放，美國已經是世界最開放的國家，還要更開放。我們是相反，就生出了「陸生六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的文明是不夠。大家都知道，矽谷的創投家有來自印度、台灣、新加坡的外國人，尤其印度後裔很優秀。他們不在美國出生，是在印度念完大學到美國的，現在也當了微軟的CEO，這在台灣可能嗎？台灣最偉大的公司找一個印度出生的印度人，到我們台灣來當CEO，門也沒有，給他一個副總經理就不錯了，這就是沒有把人看成平等的。如果今天台灣說是因為我們政治領袖缺乏政治技巧，使得很多法案不能通過。那麼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們台灣開放程度不夠，所以很多外國的資金、人才、資訊、科技，外國最好的服務來台灣都有限制。我們管制不少，保護心態很強，現在這個服貿協議還躺在那裡，台灣這麼需要跟外面接觸，join the world，民主的代價就是法案在國會躺著，耐心的等，像兩岸服貿協定，但世界不在等我們。
要跳到大陸的肩膀上，水漲船高
我講幾個大家不願面對的真相。必須要面對的第一個真相：全世界現在剩下兩個大經濟體，第一個是美國，第二個是中國大陸。我們台灣非常緊張說韓國怎樣怎樣、三星怎樣怎樣，大家知道嗎？廣東省一省的GDP就跟整個韓國不相上下，所以我們不應該擔心韓國，應該擔心廣東。台灣就如溫水裡的青蛙，享受小確幸，趁我們還有一點點能量，跳出去要跳到大陸的肩膀上，請注意，我沒有講「巨人」的肩膀上，是大陸的肩膀上，借力使力，自然水漲船高。南北兩個國家與美國簽了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的北邊是加拿大、南邊是墨西哥。美國與加拿大幾乎像一個國家，幾乎是同文同種講英文的，宗教、信仰、文化也差不多，加拿大隨美國強大一起成長，水漲船高；墨西哥就很不幸了，語言不一樣，宗教不一樣，膚色不一樣、南北有差距，我們台灣跟大陸就跟加拿大跟美國一樣，我們當然可以水漲船高，過去是大陸在台灣學到經驗、得到台灣資金，現在兩邊的資源一定要整合，水漲就會船高，所以台灣今天一定要盡力，加快與大陸良性的交流、整合。今天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的問題，那是他們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的事。
如果是馬總統跟習近平先生在一個適當的時間能夠見面的話，當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大約三年前，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佛里曼到台灣訪問，見到好幾位政治人物，一個是馬總統，一個是剛接行政院長的吳敦義先生，一個是剛卸任的劉兆玄先生。他非常稱讚這些政治人物，也說台灣老百姓應該得諾貝爾獎，「你們兩岸的交流，沒有經過任何第三者的幫忙如美國，也沒有政府協商，如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兩邊竟然交流。」他從台灣回去後，發表了兩篇文章，曾引述與劉前院長的談話。他說，這個地方當年與中國大陸是一個敵對的地方，他就想到他的母國以色列，四面都是給別人包圍，買這麼多的戰備，也一天到晚面臨著戰爭的威脅，而台灣近年來已是風平浪靜。我一直嚮往的和平，在台灣來講是出現的。可是我嚮往的文明─高度發展的文明，我們有，但還是有點距離，所以要不斷努力。
台灣的自我保護心態太重
剛才我講的是第一個不可不知道的真相。其實我認為，台灣不願意面對的有十個真相，若全講，今晚大家就不要回去了，所以我再講一個。這和「白吃午餐」有點關係，那就是我們不僅有非常保護自己的心態，不太願意開放，而且我們還有太強烈佔便宜、白吃午餐的這種心態，這也就是我們「小確幸」的根本原因。在台北市我接到敬老金1000元，那天我要謝謝郝龍斌市長並將這錢還給他，因為不能因為我是65歲以上就給我，應給需要的人。超過65歲，我過得去，政府補助一千塊錢，我覺得不需要，要照顧的人不是按年齡，而是按需要。用一個非常通俗的定義，凡是弱勢團體、反是找工作困難的、凡是身體健康有問題的，政府應該要幫忙他們。按照世界的數字，一般來講貧窮人口大概不會超過百分之十五，如果台灣提高到百分之二十我都贊成。所以這個百分之二十的人在台灣，都應該幫他忙，免學費、免電費、免水費，我都贊成。可是，百分之二十以外的百分之八十，我們當然要付遠比現在高的稅，我們的稅目前只有12.3%，比大陸、韓國都低。有哪一個文明國家，它的平均稅率會低於我們台灣？很多國家都在20%、30%、40%，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稅低而可以維持高度文明。所以如果我們講文明的代價，就是每一個在座的人，必須要付比現在更高的稅。
民主的代價犧牲了文明
當然，假定我的所得很高，我付30%、40%，應該要覺得很驕傲，因為所得高才付高額的稅，不曉得為什麼人家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這裡的人卻這麼自私、這麼小氣？而一些政治人物又這麼的相互對立。
今天在座有許多台大、清大、政大等畢業的人，均是台灣的名校，但比起真正世界一流的名校，還是差的很遠。五十年前我在美國念書，一個州立大學的體育場、足球場、游泳池、圖書館，到今天把它搬到台灣來，還是最好的。為什麼？沒有錢嘛！為什麼沒有錢？稅太低了。為什麼稅太低？因為立法院通不過。為什麼通不過？怕選不上嘛！為什麼怕選不上？因為民主。所以民主的代價，是把文明犧牲掉了。
我們在台灣享受了自由民主開放，這個民主是帶來一些後遺症的。這個後果，在美國出現五個現象，這五個現象台灣今日都有。第一個就是媒體兩極化，左和右；第二個是利益團體非常囂張；第三個是老百姓白吃午餐的心態；第四個是遊說團體(Lobby)非常強烈；第五，政客均為自己的利益在打算。美國、歐洲、台灣都一樣。
所以，文明，我們要追求；民主，我們要追求；和平，我們尤其要嚮往。這條路並不容易，真要有解答，要靠我們有道德感、公共責任的企業家、科技家、媒體、教育家、知識份子共同站起來，為一個真正夠水準的文明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