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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文化與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全球玉山榮譽理事長劉兆玄

講於7/30玉山矽谷科技論壇

演講文整理:林峻宇

今年,對中華民國來講是特別的一年,對玉山也非常特別,有幾個原因:頭一個是中華民國建國100年;第二個是台灣玉山十周年;第三個是我們大家都很敬仰的李國鼎先生逝世十周年。如果我們記憶猶新的話,玉山成立的時候,名字會取「玉山」這兩個字,就是跟李先生討論後決定的。所以我今天要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演講,來紀念李國鼎先生逝世十周年。

從熱力學「等溫」現象談經濟

「王道」跟台灣經濟有什麼關係?因為我現在在文化總會,硬湊一個文化出來?但我希望大家聽完以後會發現這個題目還蠻妥當的!李國鼎先生是學物理的,所以我先講一點物理的東西。氣體等溫膨脹做最大的功,假設在平衡狀態之下,體積膨脹所做的功就是曲線底下的面積,但是在真實世界,所做的功總是比較小,為什麼呢?你不可能永遠在平衡狀態,你必須先把壓力降低讓它膨脹,到一個平衡點之後,再把壓力降低再膨脹,所以從這裡一路走下去的話,當中就會出現很多空隙,我們可以儘量的做到Smooth,但是他不夠完全變成 圖一(見圖),所以這個功總是比較小。

既然平衡狀態這麼重要,如果這個體系不是氣體,它是一個經濟體,則在平衡狀態的發展,會得到最大的成長,那麼政府的角色就是維持「等溫」。你也許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熱力學會跟社會科學有關係呢?這裡面有一個原因,就是它門裡面都含有很大很大的數量,我們說兩克的氫,有一千億兆個氫分子,可能有人會說我們談的是有個別差異的人,那怎麼會一樣呢?這個的原因是,當數字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會產生average out這樣的集體行為,熱力學談的其實是集體行為。但是真正的經濟體不可能在完全平衡的狀態下運作,我們只能希望它能夠儘量的接近平衡,這是我們可以從物理裡面學到的經濟。

平衡既然這麼重要,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度量平衡狀態?有。熱力學裡面有一個東西,我們定義叫做「自由能」,這個自由能,可以用很多種方式來描述,其中有一個跟我們這邊講的有關,它其實是衡量我們現在體系的狀態離平衡狀態有多遠,當完全是平衡狀態的時候,自由能的變化就是零;只要還不是零的時候,表示這個狀態還沒有到平衡,無論處於平衡點的那一邊,從雙方面都還會繼續走,一直走到等於零,才達到平衡。

「自由能」其實可以分成幾個部份(△G=△E+△(PV)-T△S),第一個是△E,指的是「內能」的變化,第二個PV就是膨脹作的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壓力跟體積曲線下面的面積,然後除了溫度(T)之外,這裡還有一個東西就是△S,熵(entropy)的變化,這個東西測量的是亂度。

那麼我們來看看,如果現在它是一個經濟體,那「內能」代表的就是體系內全部的「經濟能量」;△(PV)是體系對外所作的功,因為是對外作的功所以我們取負號;S度量的是「多元化」的程度,我們剛剛講亂度,在經濟體裡面指的就是多元化的程度,例如說,多元化增加,△S就是正值。所以自由能的變化△G,是衡量這個體系離平衡還有多遠,△G愈接近零的時候,體系就愈接近平衡。

△G(自由能)= △E(內能)- △W(對外做功)-T△S(多元化),這就變成是經濟體系了,所以當△G接近零的時候,這個經濟體系的發展,可長可久。內能的累積太大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對外做功」和「多元化」來抵銷,「對外做功」的意思是可以增加對外投資、公共建設,把這個內能消耗掉,另外一個消化的方式是鬆綁,開放多元化,否則的話內能會非常大,△G離開零非常的遠,那個時候,發展是不穩定的,很難長久的,因為那時自由能變化遠大於零,這是今天的中國。如果反過來講,內能極弱的時候,仍然採取擴大對外開放,完全走開放政策,這時候△G變成很大的負數,也不穩定,這有點像現在的美國。

台灣面對金融海嘯的挑戰與迅速復甦

2008到2009年,全球有個金融海嘯,那這個金融海嘯其實是一個新挑戰,也是一個分水嶺,我們看看美國現在的情形,它繼續的大量印美鈔,這個能夠解決經濟、財政、失業的多重問題嗎?再看歐盟及歐元,我們看看現在的問題也非常嚴重,經濟低迷之外,也存在幾個定時炸彈,隨時可能會爆炸。日本經過長期的停滯以後,最近的核災,引起了很多問題,復原之路更加艱困。大陸在這場海嘯當中,確立了大國崛起的地位,快速成長,但是仍然是一元化,不夠開放,自由度接近零,所以它是一個不穩定的興起。台灣在金融風暴中,很快就步向復甦了,現在的GDP、競爭力排名等等都恢復了,這關鍵的決策在當時的幾樣東西:兩岸鬆綁、三挺(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這個政策中,政府挺銀行的成果是一百分,過來兩個就遞減,因為政府比較管不到民營銀行及企業,但是整體來講效果還是在。同時也注重弱勢團體的社福,因為情況最糟糕的時候,受苦最多的始終是那些原本就弱勢的人。還有產業轉型,這是為了未來當經濟復甦的時候,能夠利用這個最壞的時候來做改變的最佳時機。

簽訂ECFA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出現了兩極的爭議,一個是會覺得失血,彼愈強,我愈弱;另外一方是說可以擴大交流,強弱互補,兩岸互利。我們跳出來用更宏觀的觀點看,台灣面臨的有:第一,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新要求,也就是說分配的公平,過去台灣注重成長,但現在更著重公平。另外,國家面臨永續發展的新挑戰,換言之,經濟的發展不只是尋求成長,也不是說解決了經濟發展跟環保間的爭議,問題就不存在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即使我們今天能夠把經濟發展跟環保做到良好的平衡,如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公義的事情持續惡化,這樣還是不會長久。這些問題台灣已經開始遭遇到了。換句話說,經濟跟社會的問題已經合而為一。舉一個我自己感受很深的例子:在金融風暴發生後的第一季,台灣的出口訂單都不見了,那時剛好是要過年,有些人年關過不了會去燒炭自殺,那個時候我們發了消費券,每個人都有,雖然不多,但是一家子可以過個好年,可是這個政策推出來的時候被批評到一無是處,台灣有經濟學家跟我講,世界各國的經濟在海嘯後都會回復,就只有台灣不會,因為台灣有最爛的政府。我在回答立法院質詢的時候,他們說請教了很多經濟學家,從來沒有一次是說發消費券對刺激經濟會有幫助的,因為只是把現在要花的錢用消費券去代替而已,並沒有增加消費。但經濟學有一半是社會學,在過年那段最辛苦的時候,台灣的自殺率是下降的,那事後的評估,這個動作對經濟成長的效果也達到了0.35%的GDP。

台灣未來的經濟方向

所以我們看台灣未來的經濟應該怎麼走,第一個還是多元化,多元化不是繼續變亂,不是徒然增加亂度,如果大家看到我們的立法院,大概會覺得我們的自由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所以不是要混亂,而是要建立新的經濟、社會統計及指標,而這要把新的要求及挑戰納入。GDP指標現在來看還是最強勢的指標,所有的社經指標當中,別的雖然有談到這個談到那個,但在全世界來看重要性都不如GDP,我們明明說經濟跟社會是一物之兩面,但大家還是只看經濟。講到國民幸福的指標,它是各地區、族群、收入階層的社福統計及合乎正義的加權指標,那如果沒有多元化的統計指標的話,就不可能去引導政策走向多元。那現在大家只重視GDP,當然政策就偏向這邊。

第二點要講的,還是平衡狀態的最大功,因為這是可長可久的,其實近二十年來,就是從上世紀的最後十年到現在,有兩個很重要的崛起:一個是永續發展的主張,第二個就是中國的崛起,台灣未來會充分利用這兩個崛起作發展。而除了這些外,我們還有未來產業結構需要調整,就像六大新興產業的設計,一個是綠能、第二個是生物科技、第三個是跟生物科技有關係但完全不一樣的精緻農業(不只是種稻米,這是非常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第四個也跟生物科技有點關係─是醫護(台灣很快的進入到老年社會,要怎麼去做長期看護,這是個產業)、然後還有文化創意的產業、以及觀光產業。

這六個產業裡面很多是服務業,所以基本上還是以我們的ICT作為基礎,這是我們的優勢。ICT這個東西愈做愈大,利潤愈來愈小,到最後的邊際產出的,就變成血汗工廠,這還有社會問題在裡面,所以我們要及早找到新的應用方式,用我們在這方面的優勢去幫助服務業的發展,這樣我們的服務業就有新的價值。台灣的服務業占全部的百分之七十幾,但是服務業的收益只佔百分之五十,這表示有百分之二十幾的落差空間,事實上不止,服務業的價值可以更高。因為是服務業的興盛,所以有新的就業機會,當然,就有新的競爭力。

王道的企業與經濟

回過頭來看企業的長久經營跟王道有什麼關係,剛剛談到,近二十年來最重要的兩個崛起:永續發展跟中國。在這之中三個要素: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正義,其實先進國家對於前二者做了很多進步的作法,但對社會正義的落實則著墨甚少,原因也不奇怪,因為這比較抽象,很難去定義和推行。我們先看「可大」跟「可久」,王道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隨,最近我們在南京開了一個王道的研討會,裡面有許多講員從各方面來探討王道,其中施振榮先生講王道企業,他說西方商業模式有些盲點:貪婪、目光短淺,貪眼前的利、唯利是圖、喜歡張揚、過度冒險。那相對的,東方的問題是:猜疑,陌生人不能相信;保密,師傅都會留一手;獨裁,權力都抓在自己手中;還有優越感,自以為了不起。

根據施先生的說法,王道其實是專業加上人文,是東西融合,追求的是有霸氣但不強制,重視一統;與霸道的壓迫成長,重視統一。「霸道的企業可大,王道的企業可久」,一個企業如果用霸道去經營,很快就可以做大,但做不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點我深有同感,在西方文化可能就是己所不欲,必施於人。那麼社會主義是目標,資本主義是手段,貢獻是目標,賺錢是手段,這是施先生的看法。王道非常難實行於零和賽局,零和賽局就是像藍綠之鬥、統獨之爭,這是台灣的困境,王道的重點是守住利益相關者的選擇權利,不能通通由某人決定,維護共同利益的創造跟平衡。

接下來要談的是朱雲鵬教授講的內容,王道的經濟。他認為,打破自由市場一元論,容許各國國內可有多元發展模式,本身就是一種王道精神。目前各國都有所得分配資料,但是需要一個社會會計矩陣,才能了解GDP在不同團體、各類型或各地區家庭的確實分配狀況。這件事很多國家都開始在做了,但是還不完整,最強調幸福指標的是不丹。因為它沒有多少GDP,所以強調幸福指標。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Stiglitz 對法國建議應該把國民福祉指標作為施政依據,最近英國首相卡麥隆也要求英國政府把幸福指標併在例行的家庭調查裡面,要求政策把這個納入考量。國民福祉應該是不同階層的人民所得之加權平均,而窮人的權數應該更大,目前計算經濟成長率的過程,隱含的價值取決於他的所得。

印度獨立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英國記者問甘地:「印人獨立後還難保持現有生活水準嗎?」大家當然知道不可能,但是他反問了:「如果每個人都活得跟英國人一樣,我們需要幾個地球?」這是一個反思。

另外一個經濟學家熊彼得他說:企業家創新會對市場產生破壞,當新產品跟新技術取代舊有的產品跟技術之後,市場就會回復到均衡,而且新均衡會比舊的均衡更好,這就是「建設性破壞」。

事實上不然,因為科技的掌握全都在先進國家,所以先進國家取得比原來還好的優勢。所以被「創造」的,是先進國家的經濟地位,而落後國家的舊秩序則被破壞,這是由不同市場所接收的。

所以國與國間的王道關係中,大國若要施行王道還是技術發展最重要,但是要用這個成果去幫助人,而不是去打擊弱小的國家。這就是王道經濟的看法。

我們再從金融來看,在金融安定的時候,大國可以靠龐大的外匯存底,來幫助小國度過難關。IMF也在做這件事,1997年泰國遭遇金融風暴的時候IMF給它幫助,但同時也加諸了「華盛頓共識」,削減預算、解除價格管制等等,多少年泰國還回不了身,這就是沒有尊重一個不同文化的背景,就像一個人快完蛋的時候,強加呼吸器在他身上的搶救方式,增加了許多痛苦,卻依然完蛋了事。

王道救援要根據對方的特殊條件,經濟問題的特質、文化背景、歷史軌跡等等,每個原因都其來有自,這些東西考慮進去後共同商討,再量身打造政策,這才是王道救援,同樣是給援助,結果完全不同。

全球化與第六倫

接著我要談談全球化,全球化的策略是更有效、無情地運用科技優勢,這些優勢指的是新產品、新程式、新服務,靠這些優勢來推動,另外還有消除貿易障礙,從GATT到WTO,把所有的弱勢國家最後一道保障去除掉,新的優勢就可以攻城掠地,沒有任何阻礙,更可怕的是強勢的文化會自我道德化,而這自我道德化的結果,是把原來強跟弱的問題轉變成對跟錯的問題,我是強者我就是對的,這樣就產生了文明衝突,這是二十世紀後面無法解決的問題,像基督教跟伊斯蘭教之間。所以全球化有這樣的危機在,我們要特別注意,不管台灣或大陸都好,從農村社會進入工商社會的時候,過去的五倫已經不夠了,要再加第六倫,就是人跟陌生人之間最起碼的尊重與同理。李國鼎在晚年的時候提出這樣的看法,我有幸在他提出來的時候跟他討論過。其實在工商社會每天碰到都幾乎是不認識的人,而且不但要跟他競爭還要合作,如果沒有起碼的尊敬跟同理的話,我們就缺了這一倫;西方世界剛好相反,只有這一倫,其他的父子什麼的比較不講。

當一個國際社會從過去的國家主權經過全球化後,變成地球村,那地球村的「第六倫」在哪裡?在地球村由強者來制定遊戲規則之前,就應該先有遊戲規則的倫理,這個倫理是王道的社會正義、王道的經濟發展、王道的環境保護等等,最後是王道的永續發展,這是中華文化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作最大貢獻的契機。

那麼台灣在哪裡?這個文化的問題裡有兩個要素:一個是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去尋求精髓,第二是必須和二十一世紀的人類需求、新的觀念去做接軌和融合。前者,台灣保存的中華文化可能比較好,因為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後者,台灣是一個面對海洋的移民社會,四百年來面對不同文化的結合深具經驗,且頗有成效,這兩點來講都是台灣的優勢,但是台灣很小,所以這個優勢要化為做這件大事的一個先鋒和催化劑,從這個觀點來看,不但是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作最大貢獻的契機,也是台灣的中華文化,對全世界作最大貢獻的契機,我們千萬不要妄自菲薄,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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